“利”——或更准确地说，趋利的普遍心理——在法家那里只不过是操纵行为动机的手段，那么它在墨家那里就是追求的最终目的，不过这个“利”不是君主个人的利，而是平民百姓的利，墨家的进步正在于他们推翻了法家的国家主义目的。和儒家一样，墨家也坚持统治者“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盗用国家机器为自己服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务。在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战国时代，墨家和儒家都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只不过儒家希望说服君主施行“仁政”，墨家则希望在战场上（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演习的）打败敌人，让统治者尝到战争的苦头，以攻非攻。但是哪一种学说都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也就是通过制度抑制统治者发动战争的欲望。如果说儒家过高估计了统治者接受仁政的“思想觉悟”——如果战争确实能满足自私的统治者扩大疆土的欲望，他有什么理由放弃自己的野心？墨家以利服人的现实主义策略则太不保险——如果君主御用的战略家在技艺上超过墨家，墨家的防守战术不顶用，墨家的功利主义劝说岂不前功尽弃？

在儒、墨共同经历的战国年代，战争频繁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国家的利益和成本的承担主体错位：统治者发动战争，是因为战争能使他获得更多的人、地和财富，而通常不用承担战争的代价，除非他因战败而遭受灭国的命运；即便战败，只要他还没有丧失统治权，就不用承担战争的直接恶果。编辑：www.ybask.Com 。
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人民都直接承担着战争的代价——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颠沛以及战争加剧的苛捐杂税，但是他们却偏偏无权决定自己命运的战争。在专制体制下，平民百姓只能依靠孔孟、墨子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统治者面前为自己求情，知识分子则只能凭自己的良知和勇气“为民请命”、奔走呐喊，凭自己的雄辩、声望或私人“关系”争取执政者的同情和接纳，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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