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文学学术史上的杨世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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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的作品，因此蔚为大观，而各家皆有各家之所长。不待矫揉创造，已自有其独赋的生命和血肉。”{2}鉴于此，他评吴之英《关山月》，用诗人之诗论考量其诗作，结论是“和他所持的论调完全吻合”，并充分肯定其内容和情感的时代性与超越性——“在今日烽火漫天，兵戈匝地的时代读了，尤为使人气短！”③品黄读山《江北水灾》，谓其“有事实，有理想”，赞誉诗人对时代的敏感以及那颗宗教徒般虔诚的悲悯、博爱之心。{4}论曾彦及其《桐凤集》，对这位“风骨端伟”、“器宇不凡”的女诗人充满钦敬，誉其为“成就最高”的“近代中国女诗人”，言其诗“置于一代作者之林中，也毫无逊色”，谓其《桐凤集》中抒情诗造诣深厚，赞其深得魏晋诗之况味，“贵能以辞掩意，而尤长于曲达难言之情”，令人“不能不受到它深深的感动”。{5}杨世骥由点到面，勾勒出由一代诗坛领袖王闿运之诗弟子中的佼佼者——吴之英、黄读山、齐璜、张登寿、杨庄、曾彦等——组成的一个出色的诗人群体，并由此揭开蒙在近代旧派诗人脸上的面纱之一角，还原出其纷纭繁复的多面性，进而颠覆世人观念中对近代诗（人）持有的先入为主的“胡适式”的偏见。来源：Www.Ybask.Com 。
1945年初，在《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一、二期“文苑谈往”栏目连载的长文《小说的理论与批评的萌芽》，是迄今所见近现代文学学术史上首次对晚清小说理论与批评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的有分量的研究论文。杨氏鉴于中国小说历史悠久而自觉的小说理论和批评文字却独不多见的历史情状，认为只有到了清末十余年间，方才称得上有“严肃的小说理论和批评的萌芽”，因而对其理论建树与批评现状予以系统梳理与辨析，对其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关于理论建树，杨氏认为“初期小说理论最大的使命自然首先要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因而对1897年首开其端的天津国闻报社连载十余日、洋洋万余言的《本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颇为看重，对“倡导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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