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47年宪法草案看1954年宪法缘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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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确是必要的。关於宪草的意见，托王谢二同志转达，不赘。」1948年12月，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在改名爲中央法律委员会前夕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还专门写了宪草的工作报告。
由以上过程来看，尽管毛泽东於1947年11月初最终决策暂不发表王明、谢觉哉等人起草讨论并三读的宪法草案，但毫无疑问，从1947年1月到10月，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对宪法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研讨。起草过程中，他们也并不以苏联宪法爲圭臬，而是以中国共産党控制地区的实践爲依归。用谢觉哉谈论边区宪法时的心得説，便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苏联法系， 初颇景仰苏联，後又接近英美，最後决定我们是写边区的，既不学英美，也不学苏联。人类生活发展规律，我们和外国有很多相似，因此，研究外国宪法对我们有帮助，不吸收他们的经验，限制自己在小的时空圈子里，不能写出合适的宪法。但我们是写自己的宪法，要句句是自己的。」这就颇体现出一种中国本位和中国特色的观念来。从毛泽东给起草宪法的法委委员连写三封信来看，毛本人对於宪草的起草人和宪草本身都相当重视。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法律起草也存在人才不足的情形，正如1948年12月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向所做工作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延安疏散时，分配到法委工作的几个青年，没有争取到一个来学法律。整理：WWW.YbAsk.COM 。
固然是他们志不在此，硬不肯学。但另一方面，应归咎於我们太不会吸引。法委的几个老头已做不了些什麽，必须有一批青壮年来搞，及今培养，犹未爲迟。」
看过1947年的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宪法重要性在中共中央这里已较明晰，共同纲领只是过渡，宪法才是方向，更是不言自明。由此，尽管1952年秋天刘少奇受毛泽东之托向斯大林问计，恐怕都不能作爲决策依据，而只能视爲一种友好交往的表现形式了。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1954年在宪法起草报告里特别讲了一段话：「有一些人希望永远保存这种状态，最好不要改变。他们説：有了共同纲领就够了，何必还宪法呢？最近几年，我们还常常听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样一种説法，这种説法就是反映了维持现状的思想。这究竟是否可能呢？」从这段话的语气来看，刘少奇1952年向斯大林的问计，更像是中共中央方面已经决策之後的事。这并不奇怪。他们在1947年已经全盘考虑了全国性宪法之事，尚不需在1952年回转到无从决策的状态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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