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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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诗人指向的就是他们论争中的对手。从这点来看，聚焦于诗人立场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争就变得相当可疑：名号不同实质追求大同小异，却产生激烈论争甚至相互攻讦。本来，对于诗人的立场论争的思考对于诗人来说是个必要、有益、而且显示出诗人的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能够使诗人明确诗歌写作的终极意义，使得诗歌写作的行为不仅停留在用词语编织思想，而上升到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怀。但是在这场论争中，双方（尤其是抱持“民间写作”立场的诗人）对于对方的指责和攻击明显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对争论对手试图表达的意思不加以仔细分析和深思熟虑就下结论，甚至是言辞尖锐的指责批评。在我看来，这样的批评已经从单纯的诗歌主张和诗学见解中脱离轨道，走向了与诗歌讨论不相干的方向，这样的争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在诗歌写作的资源方面和诗歌写作的语言方面，我认为双方的论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争论的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诗歌写作（或者范围更大的文学、甚至文化）在当下的多元环境中根本无法单凭民族传统而自足，对于外国文化资源的吸收和借鉴是文学发展所必需的。如果为了避免成为西方“知识体系”和“语言资源”的附庸，而拒绝使用西方文化题材和文学技巧，与文化保守主义有何分别？关于诗歌语言的问题，口语或方言的确是可以写入诗歌的，值得诗歌写作者仔细斟酌、巧妙加以运用。但是像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一文中将南方方言的“软”代表个人化、独立的表达和普通话的“硬”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这样一种片面而独断的表达，我是无法认同的。诗歌写作中可以适度地加以方言或口语写作，但是如果诗歌写作完全成为了“方言写作”、“口语写作”，那么诗歌存在的独立性和其作为文学样式的艺术性将受到质疑。这种情况回想一下白话新诗产生初期刘半农的一些诗歌尝试和1949年之后中国的“新民歌”运动就可以获得一种感性认识。
至少从诗歌创作实绩方面，我就对抱持“民间写作”立场的诗人对“知识分子写作”将诗歌沦为西方语言资源、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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