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失误及其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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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团结的呼声就应当愈响亮”，并举例论述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的类型，指出“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犹太人中锡安主义的加强，波兰的沙文主义的增长，鞑靼人中的大伊斯兰主义，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中民族主义的加强，没有教养的人反犹太主义的共同倾向，——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唯独回避了大俄罗斯主义这一客观存在的民族主义类型。
第二阶段，即十月革命胜利后至列宁逝世的过渡阶段。在这一阶段，斯大林的错误认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仍一度否认和忽视大俄罗斯主义的存在及主要危险；二是认为不能交叉反对“两种民族主义”。
1921年1月，斯大林在《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员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出：“所有的俄罗斯人，其中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员，过去都是统治民族，他们没有经受过民族压迫，除了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情绪外，一般说来，他们中间没有发生过民族主义倾向，因此他们用不着，或者几乎用不着去克服这种倾向”，反之，“突厥语系民族的共产党员是经历过民族压迫阶段的被压迫民族的儿女，他们与此不同，他们中间过去和现在都存在民族主义倾向和民族主义残余，因此克服这种倾向和铲除这些残余是突厥语系民族共产党的当前任务。”斯大林在这里错误地把“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排除在“民族主义”之外，实为欲盖弥彰，因为在概念上前者显然为后者的一种表现类型。两个月后，斯大林在党的十大正式报告中仍未提及大俄罗斯主义的存在及主要危险。可见，斯大林这一时期强调的只是反对非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而非大俄罗斯主义。然而事实上，俄罗斯作为历史上的统治民族，大俄罗斯主义情绪和优越感在沙皇政府民族政策推动下长期得到培植，这种情绪和优越感在十月革命后的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共产党员中仍广泛存在。对此，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刮一刮某个共产党员，你就会发现他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
在列宁的批评下，斯大林一度接受了大俄罗斯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观点，但在如何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问题上，却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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