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失误及其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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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地认为不能交叉反对。他在俄共（布）十二大报告中论述了这一看法，认为：如果从事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不是俄罗斯的共产党员而是土耳其斯坦或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那么，这种斗争就会被认为是反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了；这会把全部事情弄糟，并且会使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变本加厉；只有俄罗斯的共产党员才能从事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斗争。虽然斯大林在论述反对民族主义的方法时注意到了民族感情因素，这值得肯定，但他在理论上没有把反对“两种民族主义”作为全体共产党员的义务提出来，这在实践中必然不利于彻底打击“两种民族主义”尤其是大俄罗斯主义，客观上阻碍了非俄罗斯党员积极主动地反对大俄罗斯主义，造成对大俄罗斯主义的变相庇护。
第三阶段，即列宁逝世后的执政阶段。在1924-1953年间的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又逐渐回归到忽视大俄罗斯主义并为其辩护的轨道上来。在这期间，斯大林有关对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的言论远远多过其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指责。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斯大林已完全忘记了列宁的忠告，彻底偏离了后者着重反对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路线。在联共（布）十七大报告中，斯大林强调“有人在争论：哪一种倾向是主要危险，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倾向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一种表面的因而也是空泛的争论”；还把矛头直接指向非俄罗斯族的民族主义，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这种倾向就成了主要危险”。此后，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斯大林再未提过大俄罗斯主义是主要危险这一观点，后来积重难返、民族问题倍出的“斯大林模式”也最终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定型。 二、斯大林在实践工作中的过失
错误的认识必然带来错误的实践。斯大林不仅在认识上长期忽视大俄罗斯主义作为主要危险的存在，而且在处理党内外事务、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等实践工作中也存在不少过失。
首先，在处理党内外事务中对“两种民族主义”厚此薄彼、态度迥异。列宁曾经指出要毫不例外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后来又强调要特别注意反对大俄罗斯主义。斯大林虽然一度赞成和执行了列宁的观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实践中对“两种民族主义&rd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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