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大林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失误及其动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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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经典定义所论证的民族（Haums）是民族国家形成后体现在国家层面的民族（nation）。
斯大林这一思想早有端倪。早在1922年在苏联成立和格鲁吉亚事件问题上，斯大林即提出要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化”计划，支持和袒护奥尔忠尼启泽，打击对这一计划持异议的格鲁吉亚党员干部。斯大林这种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列宁随即宣布要“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决死战”，斥责斯大林是“大国主义的杰尔治摩尔达”并要他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事件负政治责任。然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这种实质上将苏联“俄罗斯化”的立场、策略选择未能及时得到纠正，甚至在斯大林之后得到了延续，并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对此，郝时远先生认为：斯大林主导的具有“空前未有的实验”意义的多民族的民族一国家实践没有造就出一个“苏联民族”，但是却一直在试图以俄罗斯民族为样板造就一个“苏联人民”，其结果不但没有消除苏联的民族主义问题，反而导致了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压制非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恶性循环，因为非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应，也是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防御形式；斯大林背离了列宁首先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所包含的消除“两种民族主义”的辩证思想，结果造成非俄罗斯民族主义在高压下的积蓄和浓缩，最终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环境下爆发出来，并表现出民族主义的极端性，成为了苏联解体重要动因，造成了世纪性的悲剧。
斯大林处理民族主义问题的失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本原则的结果，尤其是违背了列宁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论述，背离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更为遗憾的是，肇始于斯大林时期的这种失误，并没有及时、彻底地得到纠正，反而积重于后斯大林时代各苏联领导人主政的历史阶段并形成难返之势，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爆发，使苏联步入联盟解体、“苏联模式”失败的历史死胡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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