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工作效率有所下降，同时权力分解之后，被分解的权力可能成为实施犯罪的潜在因素，某些权力由多个人或部门享有、行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一旦发生职务犯罪则极有可能牵涉面比较宽，综合危害加大。因此，在分解权力的时候，应减少或避免因权力分解而带来的在工作中降低效率的情况。二是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国家权力运行的过程控制。针对那些容易产生职务犯罪的环节，加快推进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约束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减少权力滥用的空间和机会，是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内容。要深化体制改革，削减政府不必要行使的职权，建立“有限政府”，并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公平分配公共支出，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增加公共福利，减少权力滥用的可能性。目前要继续加大政府审批事项改革、财政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力度，削减不必要的环节，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原则整合权力运行机制，避免权力扩张。
3．强化监督，遏制职务犯罪于萌芽状态
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关键在于监督。检讨我国现行监督体制，有人大的监督、执政党的监督(纪委)、行政机关的监督(监察、审计)、司法机关的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但是机构的监督存在职能虚化的现象，有的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同级党委，政府等部门的领导人不敢监督。如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坦言：“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人管了。”可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监督力度是不够的，需要在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加强。
一是人大监督。当前在社会化大预防机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介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各级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在整个社会化大预防工作中，人民代表大会最有法定的资格和条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督和预防。
二是政府监督。结合芬兰政府监督的经验，要在政府统一架构下，进一步发挥纪检、行政监察、督察和审计监督等职能作用。特别是中央纪委监察部门要加大对政府行政职能的监督力度，进一步完善特派督察员和检察员制度，督察员有权出席政府各职能部门召开的会议，监督党政“一把手”和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是否合法，检察员有权随时要求政府官员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特派督察员和检察员还接受普通群众的举报，对公职人员的不当行为提出警告，对严重违法的公职人员移交检察机关提出起诉。
三是传媒监督。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手段，对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社会普遍性的看法，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平及正义。在现代法治社会，传媒监督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已被人们称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因此，只要加大对国家公务人员的传媒监督，通过媒体把问题公诸于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是公众监督。在新时期，我们要全面实施“政务全程公众监督”制度，把国家公务人员权力和职责公布给群众，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使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始终处于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地检举揭发违法违纪的国家公务人员。政府也应为公众提供各种机会，调动群众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的保障公众行使监督权，使公众充分发挥“眼睛”的作用。
4．打防并举，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
反腐败和预防职务犯罪斗争包括“打击”和“预防”两个方面。反思以往的工作，存在重“打击”轻“预防”的现象。职务犯罪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治理腐败，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单靠打击一手是不够的。因此，要确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新理念，即遏制腐败，减少职务犯罪不能以打代防，必须打防结合。
5．加强立法，有效地控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目前我国有关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已比较成体系，但立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综合性、全国性的专门法律尚待制定。建立和完善完备的法律体系来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立法态度要进一步转换。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发案率不断上升，与我们缺乏从严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意识有关，在这方面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对职务犯罪的立法经验。比如芬兰，对预防公务员的职务犯罪，就有一整套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严格的法律法规。只要公务员接受贿赂，或他人向公务员行贿，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芬兰的《刑事法》中并没有对行贿或受贿的数额规定最低限额。公务员接受少量的贿赂或好处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在加大对职务犯罪惩处力度的同时，要尽快研究制定《职务犯罪预防法》，进一步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法律约束，只有使对职务犯罪的立法达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程度，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

二是立法技术要进一步改进。从近年司法实践来看，我国以刑法典为轴心的一元立法，很难克服刑法典的稳定性与职务犯罪的变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当采用多元立法方式。例如，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立法，尽快研究制定《财产申报法》，以消除贪利型、渎职型等职务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要进一步加强行政立法，尽快研究完善《公务员法》，严格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堵塞管理上的漏洞；要尽快制定惩治职务犯罪的单行刑事法规，如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这已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要适时修改刑法典，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要注意采用附随型的立法方式，如在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中附随规定某些已超越一般违法行为性质的职务犯罪。与此同时，为了使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这张法网疏而不漏，还应尽快研究制定出《公民举报法》等法律法规。
三是立法内容要体现时代性。一方面，应制定严谨、缜密的惩贪法律。例如，应增强惩治贪赃犯罪的威慑力，降低处罚的数额起点，提高法定刑，增加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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