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
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定量关系和相关关系，

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生产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据测算，城市中的富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0.33，总体处于"富裕阶层"的生活水平线上；穷人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54，总体生活在"勉强度日"的生活境况之中。在日常饮食日常饮食质量和消费水平与富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也是收入的物化形式。贫富群体无论在消费总量还是在消费结构上都存在极大的差异。富人的消费结构主要侧重于对享受性、时尚性生活品质的追求，而穷人的消费结构则主要倾向于对基本生存和温饱的维持。
在耐用消费品和休闲娱乐方面，穷人和富人间的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更明显地呈现出"断裂"的特征。虽然在"第一类耐用消费品"（家具、家用电器等）的拥有量上，贫富群体没有呈现明显的差别，但这些耐用消费品在品种和实际价值上的极大差别凸现了这两个阶层在消费能力方面的时代性差异-穷人对这类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基本停留在功能层面，对其在不停的更新换代中所展示的文化方面的价值失去追逐的能力。而富人在这方面则显示出了持续性的、不断更新换代、追逐现代化和追逐时尚的消费能力。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质量上看，贫富阶层显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消费时代，这从更多用于满足于享受和提高生活品质的"第二类耐用消费品"（钢琴、健身器材、家用电脑、汽车等用于娱乐的耐用消费品）的拥有状况上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手机、电脑等九十年代后普及起来、对富人不可须臾缺少的电子产品，在被访的穷人家庭中只有极小的拥有量。在富人，甚至全社会消费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的同时，穷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此前的时代，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能力基本被隔断在九十年代。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的消费需求越来越丰富和多样的今天，穷人在消费方式上被时代所割断所抛离的社会现象真切地存在。【9】

3、“中间阶层”形成不足

运用1996年暑期的调查数据证明，一方面，年轻的高收入群体主要出现在一些大城市中，在中小城市里还完全没有发现踪影，从中国社会总的结构看，中间阶层的欠缺是比较明显的，另一方面，根据同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分组图显示，社会上高收入层较多的占有了其他阶层的收入。再者，即使对于上海这个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2001年上海社会报告书》中，调查分析结果显示，上海市的社会结构仍呈“葫芦型”，类似于西方社会结构中庞大的、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尚未形成，但办事人员群体和专业技术人员群体是社会的主体（占调查总体的46.4％），正在逐步成为“类中产阶级”。【10】 而另一种认识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导致这一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配置从80年代的扩散到90年代的重新积聚有关：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等，使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其结果是国家的自主性降低，强势精英群体--由原“体制内”、“体制外”精英演变而来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特别是期间形成的知识技术阶层与统治集团的联盟--的形成以及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弱势群体及绝对贫困现象在增加，出现了不断被强势群体排挤到社会边缘的社会分化而致的底层社会--“断裂的社会并不是多元社会”，“ 断裂是全方位的”如果这一判断得以进一步证实，那么，中间阶层的社会定位将面临被这一“社会断裂”撕裂的厄运。换言之，现阶段已现雏形的中间阶层，是否能够发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的阶层品性及其社会诉求的社会分层群体，这仍是一个悬念。【11】

（二）、城市贫富分化产生的原因

中国城市当前贫富分化，收入分配悬殊，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政策的因素；既有市场竞争的因素，也有行政垄断的因素；既有历史积累的因素，也有当前阶段的因素。 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一套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机制，社会结构正日趋合理和平等开放，但是，种种因二元体制或结构转型而形成的不合理、不平等的制度和结构因素仍然对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重要影响。所以，在讨论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时，有必要将宏观的结构和制度性因素纳入到关于贫富分化的分析和研究框架之中。以下结构性、制度性的因素和缺陷对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1、 社会经济体制转型。
经济体制的转型，特别是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使得一些政策规定滞后，造成一些空隙可钻，以及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等情况的产生都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企业“关，停，并，转”，甚至是破产，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工作，生活困难或沦为贫困人口。
2、社会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
由于历史的原因所形成并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等使我国各个地区发展十分不平衡，同时也造成各城市间居民收入的差异较大。据统计数字，人均收入最高的广州市，2001年月人均收入为1247元，人均收入最低的兰州市，同年月人均收入是430元，两者相差近3倍。从1988年到1995年间，北京、广东、江苏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甘肃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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