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或理论区分的仇富现象。

对不法行为的仇恨，是个法律与道德理论的问题，不在于结果是穷还是富，而在于这种行为的不合法性。入户杀人抢劫并不管犯罪者是否抢到了财富或者是否因此而成为富人，这种行为都是犯罪，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当获利行为不合法时，应被仇恨和受法律制裁与贫富无关，而只与行为是否非法有关。不法行为是个对政府执法行为与能力的考验，并不是社会讨论经济发展阶段的收入差别问题。于是用富的不法行为作为仇恨的理由就成了个伪命题，成了用法律去替代经济概念的偷换。

《 21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授王东京的文章，说“经济学解释世事，最基本的假设就是经济人假定”，同样经济学讨论问题的前提就是经济人假定的基础。如果讨论社会中的仇富现象大约也要有个最基本的假定，那就是仇富的富是指合法来源的富，而非不法来源的富，因为不法来源的不富同样是错的和应被仇恨的。

那么现实社会中是否有可能将仇富的行为分为明确的两类呢？比如当国家对某些商品征收消费税时，是对所有消费者同样的征税行为，包括对高收入者或说富人的消费征税，这种征税行为中能分出哪些是合法的消费征税，哪些是不合法的消费征税吗？

当一个小区中停放的奔驰、宝马车被仇富的人用硬物划了许多划痕时，请问谁事先考查过这些奔驰、宝马车是姚明的还是章子怡的吗？谁在事先考查过拥有这些车的业主是合法致富还是非法致富的吗？许多停在马路或小区中的普通轿车和小排量汽车也遭到同样的待遇，那么是否也有人去划分哪种收入来源而形成的富吗？

不管是国家的消费政策，还是社会上最常见的仇富行为都不会将富分为合法的富与非法的富而区别对待的。（非法的富本来就没有法律的保护，理应被法律制裁的。）

当限制高档房建设时，当限制奢侈品消费时，没有人会澄清财富的来源，也没有人会对合法的致富消费开绿灯，也没有人会管这个房子是姚明住的还是其他人住的，都同样会从收入分配差别的低点而大骂，甚至所有盖房子的发展商都是“不法奸商”。没有人区分这些房地产企业是国企或者私企，也没有人去区分收入的合法与非法，更没有人去讨论这些开发商所建的房子是卖给了合法致富的人还是非法致富的人。由此可见，仇富是不分合法与非法的富的，仇富从来就只有一种——就是对所有的富（不管是如何富的）都表示的仇恨。

有人说人们会喜欢姚明，尽管姚明也富，但人们喜欢的并不是姚明的富，而只是姚明的球技。因为政策并不鼓励姚明消费好房子，社会舆论并不允许姚明开好车。消费税并不因姚明的富有理由而改变。

真正仇富的原因是来自于对收入差别的不满，尤其是对因不公平而造成的收入差别不满。改革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打破了平衡和平均分配，并让

中国的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第一次成为了一种光荣的象征，“穷不是社会主义”，穷第一次成为了耻辱。但为什么那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没有引起社会更大的不满呢？其一、是那时大家都从平均化、无差别的同一起点开始而创收致富。其二、是那时的富与穷尚未产生巨大的差别。

但是今天这种起点的差别开始出现了，并且这种富与穷之间的差别加大了，尤其是小平同志所说的让富带穷而达到共同富裕的阶段可能还要很长时间才能来到。其原因一是改革过程中让一部分人因改革的需要成为改革的成本，如破产、下岗、失业等，使起点发生了变化；二是许多改革将成本从财政支付变成了个人支付，加大了贫富差别；三是许多改革的双轨制过渡中形成了一些制度空间或灰色地带，给了一些人合法但不合理或不合法而未被法律惩罚，以及有机会却许多人未能抓住，让许多人承担改革成本而少数人受益；其四许多原来由企业承担、财政承担的费用，改革中由个人承担了，而未能及时的在改革打破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建立另一套更有效的社会保障替代制度。因此新的贫富差别产生之后，没有财政转移支付的平衡。于是群众中产生了一些对政策与改革的不满，并将这些不满转移到面向因改革而受益并致富的人群。

这种仇富实际是对政策引起的分配不公的不满，在找不到合理出口时的一种发泄。美其名曰是对不法致富不满，其实不过是一种对发泄不满情绪的掩盖和美化。当一些人提出对第二套住房或高档房增加高税收的建议时，并不设定收入是否合法的前提。他们并不知道高档住宅或公寓的土地出让金比普通住宅要高，不知道国家早就变相的征收了土地资源的占用税。

由此可见，天下从来就没有将富分为不同的富，分为好的富与坏的富的可能性，也没有对富产生两种不同的爱与恨的可能性。富就是比较中的高收入。仇富就是对超越自己收入条件的一种不满情绪和心理作用。

仇富就只有一种表现就是对富者的消费行为的不满和生活方式的不满。只要有仇富心理的存在，就一定会妨碍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仇富的心理会在限制一部分人先富的同时，限制了所有人的致富，并让整个社会永久的处于贫穷之中。

2006年02月09日人民网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近日发布《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现状的总体判断》，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已比较大。对此有专家评论说，贫富差距过大会让低收入阶层产生“相对剥夺感”，心理失衡严重将导致仇富、报复社会等行为，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新京报》2月7日）

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国士兵》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是一种以他人或其他群体为参照物形成的心理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由于贫困问题形成的不满情绪，与其说主要是来自绝对贫困，不如说更多的是来自相对贫困。但是仔细分析我们的社会现状，如果真的存在仇富、报复社会等不满情绪的话，恐怕并不能归结于相对剥夺感。

我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过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很大程度上是分配制度不公的产物。比如说国家发改委报告中提到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等管理层成员的工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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