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式和国有国营形式，私人占有形式也即国家所有、私人经营，例如地主所占土地，也包括授田农民的永业田；国有国营形式即国家经营的土地，比如屯田，国家按官职大小分给官员的职分田，也包括均田授予农民的口分田等等。但这两种经营形式的土地都是国家所有。不同的是，私人占有经营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开来，所有权属于国家，经营权归占有者，国家与占有者的关系是赋税关系；而国营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是统一的，都归属于国家，国家既是所有者也是占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也是租佃关系。
关于隋唐以来，包括宋朝时期，土地的这种经营制度大同小异。关于租税率是不是土地产量的十分之一，因土地好坏有别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无需置疑的：每一朝代赋税制度设计都以周朝的井田制的“什一税”为理想。如，隋书有云：“昔禹制九等而康歌兴，周人十一而颂声作”［8］；唐史也说：“先王之制，度地以居人，……周有井田之制，秦有阡陌之法，……自古有国有家，兴亡盛衰，未尝不由此也。”［9］；又有宋史：“受税十一，不改元则”［10］；明朝也不例外：“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11］；等等。封建社会的租与税是不同的，一般是“己田谓之税，佃田谓之租”［12］，即自己经营的或占有的土地要向国家交税，比如地主及自耕农占有的土地，地主及自耕农对土地有经营权，要向土地所有权主体即国家交税，税率一般是土地产量的十分之一。佃农要向土地经营者交纳地租，佃农只有土地使用权或叫佃耕权，比如屯田制中国家的佃农要向国家上交地租，又如地主的佃农要向地主上交地租，地租率有两种情况：国家向佃农提供耕牛或种子的，地租率一般是50％，不提供耕牛或种子的地租率一般是30％。这有史证：“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13］。地主的佃农上交地主的地租率也基本有这两种情况。
封建社会为什么地主上交国家的叫税，税率为“什一税”即十税一，而国家的佃农上交国家的叫租，租率为“什三税”或十税三呢？这不难解释。这是个国家的管理或经营成本问题。因为，地主占有或经营的土地，国家只有所有权没有经营权，经营权在地主手里，国家没有经营成本支出在里面，因此，国家只取得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实现形式（即土地税）就足够了。但对于国有国营的土地如屯田制或授田制中的土地，国家既有所有权又有经营权，国家为了社会的稳定或土地的利用，各级政府每年或每隔几年要授田予农民耕种，授予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经营过程，自然要有成本费用支出，所以，国家的佃农向国家交的地租要高于税，在国家政府与国家的佃农的关系中，国家政府就是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既是土地所有权人也是经营权人。土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是一体的。
2、地租的资本主义性质
土地的经营权与使用权不分，两权集地主或国家于一身，而且在租佃制中农民没有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产量的50％以上要以实物地租的形式交给土地经营者。这种分成制的实物地租就是封建地租的特点。这种情况下，土地的经营使用关系主要是人身依附关系，农民佃耕为的是维持生活，而且只能是勉强维持生活，农民不会有积累也不会有条件或动力向土地投资。
到明清时代，永佃制盛行于我国南方各省的农业生产中。永佃制的基本内容是：“佃户长久承租一主之田，田主不得增租夺佃，甚至，在土地买卖中，‘换主不换佃’。”［14］。永佃制中佃户对土地有永佃权，所谓永佃权就是一种土地的长久使用权，这是土地经营权与土地使用权相互分离的表现。永佃制中不仅土地使用权相对稳定，而且地租额也比较固定，一般以契约中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按产量分成规定的地租额为准，地租额不再随今后的生产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实行的是定额租。因此，佃户有改良土地提高土地产量的积极性，而且佃户与地主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并且永佃户也有权再次出租土地，从而也成为小租主。清代文献中记载中的“一田二主或三主的现象”，就有永佃制这种关系。一田二主或一田三主，“主”就是土地所有权人、土地经营权人、土地使用权人，分别对应的是国家、地主、佃主（土地长久使用权人）。地主是土地经营者，拥有“田骨”，又称“大租主”，佃主是土地永佃权者拥有“田皮”，又称“小租主”，在土地买卖中，大租主可以出卖“田骨”，小租主可以出卖“田皮”。实际上，这种永佃制在我国的唐朝就有这 种萌牙，当时的授田制有口分田和永业田之分，其中的“永业田”就带有这种永佃权的性质，当时“永业田”就可以继承也可以买卖。永佃制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农业经济相对发展之地区的产物，是佃农意志的一定体现，是土地经营权与土地使用权相对分离的体现。但这种分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永佃权是以按时向地主交足地租为基本条件的。
与永佃制相适应的赋税制是明代所产生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地丁合一”、“摊丁入亩”。“一条鞭法”就是把赋税和差役合编为一，并且一律改为征银，差役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地丁合一”、“摊丁入亩”就是不再以人为对象征收丁税即人头税，而把丁税固定下来摊到地亩上，即丁税包含于地税之中。以后（自1712年）新增人口也不再加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15］永佃制及其“摊丁入亩”的货币税制，前者松弛了佃农与地主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后者进一步又松弛了农民与国家的依附关系。从而在农村形成了国家、地主、佃主及佃客这四者间的三个层次间的土地经济关系。这三个层次的经济主体分别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土地的经营权、土地的使用权（永佃权）及耕作权（劳动权）。佃客即土地耕种者，租借土地以出卖自己的劳动为生，仅以土地产量的不足50％作为劳动价格维持生活，另外的50％以上以地租的形式作为租用土地的代价交给永佃者也即交给“小地主”或“小租主”；永佃者也即佃主，再将土地产量的30％交给“大地主”也即土地经营者（“大租主”），这是佃主获得永佃权的代价，余下的土地产量的20％是永佃者即佃主的收益；地主即“大租主”，又将土地产量的30％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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