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基层组织同样是政府的附属物，也是公共部门的一部分。这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这个现象，因为与城市相比，利益冲突在农村更为明显和突出，农村突破旧体制约束的经济冲动更为强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逐渐明晰化，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愈加明显。但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尤其是与行政体制相配套的财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了计划体制下公私不分的经济体制仍然存在，这就引发了二者之间的具有非帕累托改善性质的利益冲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央关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决定中，政府职能的转变成为下一阶段的重点。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在农村税费改革前一阶段的工作过后，很多地方将村级干部的报酬纳入了国家财政统一支付的范围之内，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附属的地位，它意味着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前一阶段的工作，引发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非帕累托改善性质的利益冲突的因素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税费改革的出发点必须立足于改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利益冲突的非帕累托改善性质这个核心上，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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