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阶级含义了，那么，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场改革，阶级已经重新恢复了它的经济含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重新要恢复它的*和意识形态的含义。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在城市和沿海我们面临的就是权利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八十年打破铁饭碗为标志，整个的劳动雇佣化，只有雇佣劳动才面临着资本(虽然有民营资本、官僚资本和现在不叫帝国主义资本而叫国际资本)虽然资本的形态不同，面临着资本的劳动的雇佣化，所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据与时俱进的说法，这里不存在剥削，这是理论界他们这批人士为之焦虑的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建议他们吃马肉不吃马肝也不知马滋味，这个问题可以避免谈。那么，阶层这个概念它可以表明贫富分化的基本的事实，但是并不能表明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展开说了。但是，既要承认市场经济，承认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性，那么我们就要承认贫富分化的不可避免性。在第一次分配当中，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行政的权利和*的运作，在再分配当中来缓解这个第一次分配的贫富的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二十年出现的问题是行政权利的无限扩展和低效，一方面我们好象看到行政权利的收缩，比如物资部变成物资局，现在局也不存在，完全自己养自己了。就是说它已经退出了行政机构序列，行政权力退出让给市场了，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行政权利从经济领域中退却，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行政权利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入，这在中部地区日常明显。二十年来，我们原来高度集权的，多层次的(省，市，县，乡，村)，条块分格的这样的一个现形的管理体制，它应付一个封闭的相对静止的地区，区域差异甚小的、人员的社会流动几乎没有的一个社会，一个延续了明清时代以来的社会。这种形态已经完备的一个行政管理体制，是比较有效的。近代一百年的革命和政权的颠覆和被颠覆，改朝换代，但是这种行政的管理的权利的方式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而且依据“路径依赖”的理论它还不断的强化。这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就看的非常清楚。随着社会新问题的出现，随着区域差异的出现，我们看到行政管理条文不断的增设，从80年-98年这二十年间，这种扩张在县乡，就是部门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人员，乡这一级更是普遍增加了，现在大概4.6万个乡镇，平均乡镇财政供养人员包括教师，其中60%是教师，那么行政管理人员就一百三四十人，公社时期的那个规模在编的大概是12-18人，在编制外的再增加5-6人，一般的规模大概20人左右，现在我们扩展到大概是3-10倍，各个地方有差异。到了县一级，人员的规模扩展大概到3-10倍。 由于中西部地区不能把财政收入来源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因而不断扩大的机构和人员，增多的嘴巴和增大嘴巴的嘴巴带来的负担，就都落到了有限的农业剩余之上，所以中西部地区的问题在于中部的性质，是明清中晚期的那种性质。不能用现代的社会学的那种理论来加以解释，而东部地区好象还可以用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加以解释。 人们对党政腐败深恶痛决，在我看来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以及它的权利的配置形式已经不适于市场经济，显的越来越笨拙和低下，只有当某一个问题成为全社会问题的时候，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且才设立一个部门来解决。比如在内地走，每个县有乡镇企业局，有的县根本没有一个乡镇企业也设一个乡镇企业局5-8人，在那耗着没事，因为任何部门都有权利延伸到底下的欲望，因为在县以下没人接待，为了自我接待，就必须把机构深到下面去。1996年在开封县，有一个部门是知青办，4个人，知青早已经没有了，还有一个知青办，还有很多县都有对台办，而那里根本就没有台胞也有对台办。 这种管理体制，如果我们各个地方的差异很小，那么同一个机构设到不同的县，不会带来太多问题。如果区域差异大了以后，这个管理体制就显得很笨拙。其次，才是行政权利本能的自我扩张趋势，这种行政权利的扩张，造成了社会的难于承受的状态，在中西部地区有可能把社会(这里指的是小农经济社会)压垮。1996年以后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跌，有一部分农业剩余被市场给吞没了(事实是被我们城市居民享受的价格剪刀差给吞没了)，另一部分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这样做，所以，维持地方安全和地方发展的、承担地方安全和地方发展职能的地方政府，已经转化为它的反面，它成为地方动乱和地方不发展的一个充分的原因。这是最使人感到焦虑的地方。 沿海地区也有这个情况，但是它被新做的蛋糕给掩盖掉了，而且沿海一带的行政权利这几年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它的职能已经转化了，市场化了。我在浙江调查发现，现在地方政府的官员对行政权力的职能已经和明确了，第一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软硬环境，招商引资，有了资本的有效投资，那就有了充分的就业，劳动解决了，不要提供失业保障了；第二地方政府有了税收，财政解决了，有了税收可以提供公共用品，这样什么都解决了。所以，资本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是成为权利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反复讲，是政府加入了wto，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我看大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中部地区的官员，你怎么和他讲都不明白，他一直迷信权利。他要办一个企业，他叫农民种上东西，他讲这个东西值钱，种粮食不值钱，拔掉，或者搞鱼塘，鱼值钱，结果鱼养起来，第二年卖不出去，农民把鱼仍到县委书记办公室里面去，他还是不明白，鱼怎么卖不出钱呢？怎么掉价了？他们怎么也搞不清楚。高度的迷信权利，不按市场规律的运作，那是中西部地区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迷信权利是我们中国的国粹。东部地区对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崇拜，好象逐步取代了对权利的崇拜。但是，权利屈从于资本的现象，也成为我们现在忧郁的问题。因为，以地方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比如在招商引资中，各个地方竞相压低土地价格来招商引资。一个省的土地是4万/亩，而隔壁省就是2万/亩，地方上很焦虑这个问题。承认资本在市场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个沿海的地方官员都很赞同，但是，这样以来如何来保护农民和保护劳动者，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突出。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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