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很大利润；国家银行把农村存款转用于城镇国有部门，使得乡镇企业缺少资金；农村基层行政事业机构从财政拿不到足够的经费，就转而向农民摊派等。实际上，这些做法也就是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收入增长缓慢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自从城市改革开始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开始扩大。这仅仅是巧合吗？有一种解释是，城市改革把国有部门搞活了，所以城市职工的收入开始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收入上升快与农村居民收入停滞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农村改革后农村经济更自由化，市场机制在农村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升反降呢？ 事实上，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不如农村改革那样成功，城市改革给了国有部门大幅度提高员工的收入福利的机会，但并没有改变国有部门的效率和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垄断性地位。正是这种不对称的城市经济改革，导致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少、而占用经济资源多，最终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如果国有部门的收入福利分配也象农村一样，基本上由市场机制调节，而不是依赖国家提供的种种垄断性机会和优惠，那么，在国有部门利润萎缩、负债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不但可能无法增长、甚至可能下降，城乡收入差距也不会扩大。 中国的农业管理部门和有关学者早就针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提出警告，新闻媒体也经常报道，但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一趋势并未停止，国有部门“汲取”农村资源的过程也依然照旧。例如，1994年，为了防止农业减产，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但是，农产品价格提高带给农民的好处，又被国有部门通过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和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拿走了，结果农民的“得”与“失”相抵，净得无几。[22] 类似情形其实一再反复出现。又如，1995年中国通货膨胀严重，城市政府恢复给零售商业的物价补贴，用一只“看得见的手”按住了市场机制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以便压低城市物价；结果造成收入高的城市物价便宜，大中城市反而成了价格的“盆地”，在收入低的农村里，物价的涨幅反而高于城市物价涨幅5个百分点左右。[23] 显而易见，低收入的农民可能受到通货膨胀更多的伤害，为什么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措施不去保护农民，而是主要保护高收入的城市居民，“越富越救济”？这种主要都市居民高收入又“吃救济”的现象，在原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普遍。改革以前，莫斯科、列宁格勒、东柏林等城市都是全国商品供应最丰富、生活条件最优越、国家补贴最多的城市。中国其实仍然在重复苏联、东德的老路，把大量物价补贴投入城市，这并不是因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需要政府的经济帮助，而是因为城市居民可能的不满比农村居民的不满*威胁更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必然会表现为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储蓄能力下降。在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1985年，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购买了消费品市场上40%的商品，其余都是城镇居民购买的。此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村居民消费的份额逐渐萎缩，到199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6%[24]。全国居民当年储蓄中，1985年农村居民还占1/3；而到1995年，下降到只占17%[25]。与此对应，农村居民自建住宅的数量也相对收缩了，1985年他们用于自建住宅的投资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5，而1995年这个比重下降到1/10[26]。农村居民收入微薄，储蓄不足，限制了他们在自己的经营中再投资的能力，结果导致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业产量下降。 与萧条的农村相对比，由于城市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中国的城市中已经出现了一个生活优渥的中产阶级。而且，因为房改之前公家分配的住房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以及能够享有种种其他福利，他们的实际购买力远远超过市场经济国家人均收入一到两千美元的家庭。因此，本国产品已越来越难满足这个中产阶级消费的品味和对时尚的认知，发达国家的名牌商品和高档消费都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需求。城市消费结构的升级立刻吸引来了西方的大企业，中国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的魅力展现出来了。但是，另一方面，城市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又向国有企业敲响了警钟，质次价高、产品老化的国有工业正在逐渐丧失它的城市市场。 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实现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在国有部门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也不是通过深化改革、改善整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后获得的，而是靠“吃国有部门的老本”和“汲取”农村经济资源维持的。1997年，国家统计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民政部、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组织了“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在这次民意调查中，81%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五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单位”发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兼职收入有关。[27] 这一调查结果证明，虽然市场机制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城市居民主要还是由国有部门供养，生存方式基本上还是社会主义式的。 在这种机制下获得的“小康”生活水平，非常象苏联东欧国家过去由国家供出来的“小康”生活。目前在中国的城市里，许多三口之家正在努力实现或为之陶醉的几室一厅、热水浴室、地毯瓷砖、彩电冰箱、壁灯电话等，苏联东欧早于二、三十年前就已经在多数城市里普及了。可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苏联东欧国家这样的“小康”生活并不是它们经济建设成功的标志，而只是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广告”。由于这样的小康生活是国家“发”的，就象“天上掉下的馅饼”，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没有直接关系，所以生活水准提高了，工作效率依旧；同时，在苏联东欧，这样的消费升级不是建立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基础之上，而是依靠国家动用它多年积累的资源，如同坐吃山空，最后终于维持不下去，“小康”生活又得而复失。过去三年来，中国城市的部分居民因工资不再快速上升、福利大幅度缩水、甚至面临下岗失业等困难，新增贫困人口达1亿多,占就业总人口的14%以上[28]，这一事实同样也证明了一点，靠国家发的“小康”生活是靠不住的，来得容易，丢得也快。 中国改革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并非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它在直接损害农村居民的利益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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