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是纸上谈兵。问题在于，无人承担这部分“改革成本”。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者，对此只字不提，只是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外部条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在经过了许多部门的利益争夺之后，也只是明确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这分明是“新人新办法”，而回避了迫在眉睫的“老人老办法”和新办法如何衔接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大有自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破产，转产，合资还是搞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裁减冗员。下岗工人越来越多，成为各级政府最为头疼的“社会安定”的包袱，被迫拆东墙补西墙，勉强解决3 个月的待业保险问题。如果再拖延下去，经济结构转换，国内外市场竞争，经营者行为个体化三个规律，将自发为自己开辟道路，结果是国有资产被少数人占有，而把数千万工人抛向社会。政府或者命令银行发放贷款维持企业，或者以赤字和国债方式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助，或者发动新的经济高速增长，三种办法都将引发严重通货膨胀，迫使经济收缩，失业问题最终严重爆发出来，这样一种危险的前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 为国有企业解除社会负担，涉及十分关键的实质性问题：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对于国有资产存量的债权或者是最终的直接所有权，在政策上给予其充分的补偿，补偿者应该是政府，应该通过向富人征税筹集资金，并从国有资产存量中划出相应部分，作为抵押或者拍卖，建立社会保险公司，按照工龄给予国有企业工人，以及事业和行政人员，补偿其在计划经济下被国家财政统一扣除了的“必要劳动的价值”。 四．算一算国有企业中“必要劳动的价值” 46000 亿国有资产存量，除去75 % 的负债，只剩11500 亿，基本上是过去工人干部投资于国有资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计划经济下长期低工资，低于国际水平数十倍，上百倍，除了生产效率低以外，主要是工资结构不同。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费用和延续教育子女的费用。那么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的工资是如何发放的呢？ 1。按月以货币形式发放到工人手中的工资极低，配以各种定量票证，仅够维持最低的吃，穿，用。 2。住房费用，在国外发给本人，占工资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国全部扣除，变为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然后按照工龄上报计划，再由财政拨款卖房，对工人干部进行无偿分配。房租极低可以忽略不计。目前把已经分配的住房再次出售，是没有道理的。 按目前一套55 平方米的中挡住房，在北京三环路线以外，商品价是20 万元。按照工龄20 年以上户均一套，假设全国尚有400 万户没有分配住房，按照10 万元一套，需要4000 亿元。如果能将多占用的住房收回，此项费用可以减到2000 亿元。 3。医疗费用。小病不管，增加工资每年每人平均100 元，按1 亿职工，每年要增加工资100 亿，加上大病报销，年需500 亿元。 4。待业保险。按3000 万人离岗，支付3 个月，每人600 元，需要20 亿元。 5。子女教育费用。过去上大学是免费的，现在自费达到学费10000 元。没有子女考上大学的家庭，这部分工资也应得到。按2 亿职工干部，3000 万家庭，其中父母工龄达到20 年以上者计算，1000 万家庭，需要1000 亿元。 6。养老保险。国外是从本人工资中扣除，经企业存放于保险公司。中国是存放于政府财政，投资于国有企业。全国职工干部是按照工龄向国有企业投资，而由国家统一负担养老的。经过企业改革，国家不再负担养老义务，就应该将这部分国有资产划出，建立社会保险公司。按照一个退休人员每年2000 元，1亿人计算，年需要2000 亿。 上述粗略计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历史上上亿职工的必要劳动，投资于国有企业，是劳动者的债权或产权。 第二，在政府财政背后，是一个向哪个社会阶层征收财富，支付改革成本的问题。应该按照“收益与成本一致的原则”，由改革的主要收益者负担，主要是向富人征税和清除腐败两项。如果改为砍投资，借内外债或通货膨胀，等于让广大居民负担，必然加重两极分化，破坏社会稳定。 第三，上述费用平均到每年，需要支付2000 亿元左右。目前国有资产存量中的11000 亿元，年平均利润最多如此。就是说，为了支付年2000 亿元的保险费用，必须有11000 元的国有资产专门为他运营。这部分国有资产存量绝对不能流失，不能通过任何形式化为企业所有。盈利的企业不能分配这部分利润而使破产企业无以补偿。 第四，为此11500 亿的国有资产存量应该划归保险公司，同时按照工龄给全国职工建立个人保险帐户。在此基础上，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很快地进展，在改革中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与右倾思潮只顾改革企业忽视职工补偿，和“左”倾思潮空讲维护托延改革不同， 本文提出的改革思路如下： 在理论上抓住三个关键： 第一，在改革中坚持全民所有制，实现全民所有制一部分（即工人阶级投资于国有资产中的退休养老金部分）由国有制向社会所有制的转化。 第二，国家承担历史债务并予以补偿，坚持以财政为主导，通过整顿税收和拍卖一部分国有资产解决资金问题。 第三，坚持“改革收益的占有与成本的负担相一致的原则”，坚决防止以货币手段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在实质上是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把改革成本转嫁给社会居民。在实施上把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划出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国有资产，进行公开拍卖，然后转换为养老基金，按照基金法的规定进行长线投资，同时对于全国国有企业职工统一按照工龄设立个人保险帐户。其意义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解决了职工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迅速推进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不影响社会稳定； 第二，防止了国有资产（特别是其中关键的养老金部分）向少数人流失，保持了改革中的社会稳定； 第三，一部分全民所有财产由政府经营转变为社会经营，将推进经济民主化的进行； 第四，价值上万亿的基金在数年之内入市，将改造股市结构，克服过度投机，极大促进股市的发展；同时在拍卖国有资产时，会吸收大批游资，有利于国家金融稳定；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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