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顺祥 陈家积 金贤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对居民收入分配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分配格局和分配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扭转了过去长期存在的“重积累、轻消费”的倾向,通过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其他改革措施,改变了收入增长与生产增长相脱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逐步改善,初步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农村全面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实行工效挂钩和岗位技能工资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以职级工资为主体的结构工资制等。这些改革措施使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收入来源渠道增加,收入结构多元化,经济发展出现了生产促进消费,消费引导生产的新格局。

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分配关系的调整,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79~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在此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16元上升到3893元,年均实际增长6.4%;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上升到1578元,年均实际增长8.1%;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由22元上升到2449元,增长110多倍。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结构不断调整,消费领域不断拓宽,带动了消费品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我国的积累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份额不断上升,居民金融资产成为积累生产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LocaLHosT但是,当前在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引起注意的突出问题,主要是:

1.居民收入的增长总体上快于经济的增长和效率的提高,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过分向个人倾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初步测算,从1981~1994年的1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个人收入总量实际增长10.9%。14年间居民收入总量平均每年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其中,“六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快一些,带有一定的补欠帐性质,“七五”期间两者增长关系基本正常。最突出的是1991~1994年,居民收入总量的增长平均每年超过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总量的过快增长,使国民生产总值的最终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所得比重大幅度下降,个人所得比重大幅度上升。特别是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使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大为削弱,不利于国家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和协调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企业所得比重上升甚微,所得份额偏低,使企业缺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个人所得份额过大,是造成分配不公,诱发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2.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一个高收入群体。随着平均主义倾向逐步打破和在分配领域里引入竞争机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拉大,这是必然的。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但如果差距悬殊,任其扩大,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对此,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1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4元,两者之比为2.36∶1,到1984年两者之比缩小到1.71∶1。1984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加快,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8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78元,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为2. 47∶1,已高于改革之初。

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城镇居民中10%的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与10%的最低收入户的差距,1990年是2.9倍,1995年扩大到3.8倍。国际通用的反映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城镇居民由1978年的0.16上升为1995年的0.28,农村居民由1978年的0.21上升为1994年的0.33。尽管还处在基本合理的区间,但收入差距已经拉大。

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职工之间、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呈扩大之势。

在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了高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一些流通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公司等行业以及外资企业的中方高级雇员、私营业主、个体经营者、少数企业经营承包者、某些特殊职业的从业人员(如部分演员、歌星、运动员、律师、高级厨师)等。这部分人的年收入比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一般高出5~8倍,有的甚至高出十几倍或几十倍。还有少数人靠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贪污腐化,倒卖批文、许可证,大肆攫取侵吞国家财产。

3.收入政策不规范,分配秩序混乱的问题比较突出。国家对地区和部门实行的动态调控的弹性工资总额计划和企业普遍推行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管理办法,由于政策、价格、税收、投入资源、环境、机制、管理、统计、操作等各方面原因,实际上没有真正起到约束工资总额正常增长的作用。职工收入水平高低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企业对国有资产的占有情况、对资源的垄断程度和其他不平等竞争条件。因此,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不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引起广泛的不满,助长了行业、企业间的相互攀比。对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政策也不够规范,一些地方和部门受物价和攀比效应的影响,未经批准随意增加补帖津帖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工资以外的收入中:一是一部分人靠不平等竞争和利用体制、政策上的漏洞,获取不合理的超额收入。例如无偿使用国有资产、国家资金等生产要素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而收入则归个人占有。一些个人或集体开发、开采、利用国有资源(如土地、矿藏、水域、道路),获取高额收入。在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一部分企业通过低估国有资产价值大量占有本应属于国家所得的收入。在房地产批租、股票经营、国有企业产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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