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接受“安然公司”捐助99 500美元,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温迪·格拉姆(安然部分交易品种便由该委员会监管),此后任安然公司董事、“安然公司”董事长肯尼斯·莱及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分别以个人名义共向共和党政客捐献793 110美元和393 882美元。
不难发现,导致“安然公司”破产的除了它自身的舞弊行为之外,还有政府这一利益相关者的怂恿。当“安然公司”如日中天的时候,媒体将其评为业界精英,最富创造力的企业;之后,媒体又最先对“安然公司”口诛笔伐,媒体前前后后的态度多少有些尴尬。无独有偶,代表公平与正义的律师们,由于从“安然公司”中获得巨大收益,他们在面对“安然公司”利用其spe掩盖损失时,最终选择沉默,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威严何在,公正何在,良心何在呀!证券监管这一链条中投资银行在安然事件中扮演着贷款方、证券承销商、合并顾问等多重角色,并对安然公司欺骗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帮助“安然公司”制造假象,欺骗投资人、股东和评估公司。他们故意设计了一系列虚假的金融交易,比如帮助“安然公司”设立秘密的合伙关系,用海外公司来掩盖“安然公司”的贷款,并为“安然公司”出售过高定价的资产提供便利。这些手法不仅使“安然公司”的债务不在账面上出现,同时还使“安然公司”的利润显得膨胀。除此之外,标准普尔和穆迪斯之类的信用评级机构,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和财务分析师们,他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呢?还有可怜的“替罪羊”——安达信会计事务所。“安然公司”自成立以来,其财务报表一直是由安达信会计事务所执行审计,然而“安然公司”的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前身均为安达信的雇员,例如“安然公司”的cfo,首席会计主管及公司发展部副总等以前都在安达信任职。在加上审计鉴证服务业务的兴起,使得安达信后期的审计逐渐偏离了自己原有的轨道。“安然公司”作为安达信的第二大客户,在2000年度支付给安达信公司的5 200万美元费用中,有2 700万美元来自咨询服务,而安达信向“安然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甚至包括了spe交易策划咨询、代理记账和一些外包的内部审计业务。
四、会计造假单纯归咎于注册会计师的败德有失客观公允
目前对中国企业会计舞弊全方位的深入的资料还不多,但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特有现象,中国和外国肯定都有相同相似的地方。从南海公司和安然公司的典型造价案例的始末不难看出,将公司舞弊行为的发生责任归咎于注册会计师不符合“客观公允”原则。当我们在无限的提升注册会计师在证券监管中的作用时,天天高呼注册会计师应该保持独立性,甚或是超然独立性的时候,当我们为了保证注册会计师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并设置严厉的监管机构,以及令人望而生畏的监管制度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我们所做的这些,能从多大的程度上避免上述问题的再发生呢?反过来想想,当面临高风险、高收益的时候,一切严厉的措施岂不是又会催生愈加严重的所谓的“败德”和“舞弊”行为吗?如果整个躯体的各个方面都出现问题,仅仅做局部的治疗,其作用必定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不管是“南海公司”,还是“安然公司”他们的失败很大程度上都是缘于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在此之下的一系列的监督机制。由于这个制度的不健全最终导致他们都成为其殉葬品。当我们将矛头指向注册会计师或审计师的,当讨论某个人,某个行业的道德问题的时候,应当考察他们所处的环境。诚信与道德问题是以健全的制度以及制度之下的文化传统、社会风气、政治和宗教信仰为根基的,光搞诚信教育,不做制度层面的完善或者改革,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南海公司”与“安然公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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