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国际金融资本统治下的殖民主义化道路，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新自由主义所作研究的综合阐述，得出中国不能走新自由主义的改革道路，新自由主义道路只会导致国家发展缓慢甚至衰败，中国学者要始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探讨新自由主义，才能使提出的理论、观点经得起实践的考验，为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应有的贡献的结论。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引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批判性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有益经验。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传入中国不可避免。

一、国内外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几种不同定义

（一）国外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几种不同阐述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其完成形态则是所谓“华盛顿共识”[1] 。
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1]。LoCaLHOsT
为了和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弗里德曼也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概念：“一种我过去常称为19世纪的，然而又是从变革思想潮流的观点来看的自由主义，我现在开始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2]
伊丽沙白·马丁内斯和阿诺尔多·加西亚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过去20多年里广为流行的一套经济政策[3]。法国学者塞阿指出[4]：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
（二）中国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经济专家胡代光认为：“新自由主义”它涉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法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就经济学而论，新自由主义的“新”这个词意味着不同于亚当·斯密创始的古典的或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更新，是它的更为极端的翻版。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新自由主义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就是积极主张推行一套经济政策，大声疾呼提出五个更少的要求：更少的政府支出，更少的税收，更少的财政赤字，更少的货币扩张，更少的政府干预[5]。
国内两位学者张成德、晔枫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新自由主义是指资本主义的新保守势力，通过全球渗透和国际垄断，进而为资本拥有者谋取最大化利益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思潮。新自由主义是全球范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混乱的制造者，其触角伸向哪里，哪里就会出现必然性的灾变[4]。
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组长何秉孟教授的定义则是：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6]。

二、国外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与评论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看法
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若干年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一直相对薄弱，但这种情况在近年来随着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有所改善[7]。
佩里·安德森撰文认为[8]，新自由主义是作为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对立面出现的，它试图为重建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尽管新自由主义有着坚定的理论探索的勇气，但是，它对二战以来在西方社会得到发展的普遍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和福利国家制度的挑战是对大众民主和公共权力的威胁。马克思的普遍平等观依然是对新自由主义竞争自由观的最好的回应，只有发展公共权力和捍卫福利国家制度，才能制约市场经济消极面的夸张，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经济转型的国家尤其适用。应该扩展对人民所有制构想的讨论，以此来回应广泛的私有化主张。俄国和东欧经济在广泛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外国投机家和黑手党对私有化证券再分配进行操纵的现象值得警惕。
（二）国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评论
英国学者鲍尔·库格曼对新自由主义思想提出了五个重要评论观点[1]：
1.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比如说，美国无法解释其每个资本收入增长三分之二的原因。同样，亚洲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符合“目前的正统观念所认为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一说。据此，鲍尔·库格曼建议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采取“谦恭的态度”，提防“缺乏分析的归纳”。
2.总有人不断提出缺乏根据的结论并为有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鲜明例证。
3.“传统的智慧”并不稳定，时刻在有规律地向其他事物转变，有时甚至走向对立面——尽管他的支持者在兜售其新的正统观念时仍然充满自信。
4.回顾历史，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政策并没有“达到它们的预定目的”，而且是建立在“坏主意”基础之上的。
5.人们经常认为“坏主意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力集团的利益。毫无疑问，事实的确如此。”
（三）对以上学者观点的简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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