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活动，强化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获取最大的渔业利润，并利用自己日渐强大的经济实力逐步实现向远东进行企业，联合了在俄国水域的近3／4的日本渔业者。
各类渔业协会的活动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积极支持：向其提供各种优惠政策，使用军舰保护渔业人员。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支持自己的国民扩大在《俄日渔业协定》规定水域捕鱼权利的无理要求。在政府的怂恿和支持下，日本捕鱼公司向俄国水域派遣大量的轮船、帆船，从事非法捕捞活动。
日本捕鱼业在俄国海域的发展促进了日本渔业资本的集中。1904年日本有63家渔业股份公司，固定资本88.9万日元，而到了1911年，股份公司数量已经达到118家，资本总额达723.5万日元。日本本国渔业得到大力发展。1913年全国共有140万人(60万个家庭)从事渔业活动，捕捞的各类海洋产品价值9500万日元，其中，加工产品价值5172万日元，鱼类和海产品直接的价值1370万日元。1907－1917年仅在日本海毗邻水域捕鱼的价值就达9.58亿日元。
1907年《俄日渔业协定》的实质是使日本此前在这些水域非法的捕鱼活动合法化。日本租赁者通过拍卖的方式，与俄国人进行成功的商业化竞争，使得日本人获得滨海省、萨哈林省和堪察加省越来越多的渔场。利用俄国政府在远东的经济、政治上的弱势，日本资本日渐向边远地区渗透。堪察加因人口稀少，远离中心地区而成为1907年协定签订后日本资本控制的主要地区。
日本渔业者在协定规定水域积极从事捕捞活动。仅1907－1914年就加工渔产品3300万普特，价值4490万日元。LOCalhoST1907年从鄂霍次克一堪察加沿岸运出渔产品200万普特，1914年达到580万普特。在《俄日渔业协定》生效的16年间，仅从堪察加就运出渔产品5000万普特，价值约7000万卢布。
除捕鱼业外，20世纪初在《渔业协定》规定区域内罐头生产逐渐发展起来。1910年在堪察加河东岸建了一座日本的鱼罐头厂，工厂主投资1.25万日元，工厂规模不大，只有一条生产线，八名东京渔业学校的学生、一名技工、两个工人在工厂里工作。第一年该厂向日本运送704箱鱼罐头。从1912年起在堪察加其他一些日本的渔产品企业陆续开始经营活动。
1912年日本渔产品开始进入国外市场，1914年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112.2万日元。1911－1917年间日本渔业者共向中国输出渔产品327.3万普特，价值470万日元，1917年向中国、香港地区和美国出口的在太平洋海区捕捞的海产品价值达1420万日元。
俄日渔业问题不仅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反映出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影响乃至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朴茨茅斯和约》和1907年的《俄日渔业协定》给日本渔业主提供了无限商机，使其得以在俄国水域对海洋资源、鱼类进行垄断的掠夺性开发，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其对鱼类、海产品的捕捞和加工业的巨大投资，客观上也促进了俄国远东地区捕捞业和鱼类加工业的发展。到20世纪初，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地位不断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