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为政策考量可以用“枪手对决博弈”模型予以简化。
有4个枪手要进行最后的对决，相互射击，他们命中率是：甲80％、乙70％、丙60％、丁50％。按照博弈原理，枪手都是理性人的话，枪法最差的丁幸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所有枪手都会选择首先把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对手干掉，枪手丁对其它人的威胁最小，成为射击目标的可能性最小，而枪法最好的人甲被首先干掉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把4个主要的碳排放利益集团比作4个枪手，美国无疑是头号射击目标，其次是中国，俄罗斯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最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在中国把美国作为首选目标的同时，美国也把中国作为首选目标。
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在2007年12月初巴厘岛贸易部长会议上曾经指出，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单边贸易措施将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但耐人寻味的是，施瓦布的发言话音未落，美国国会却已在尝试把欧盟碳关税的政策提议在本国立法中付诸实践。美国的政策转变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实上，从《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unfccc第15次缔约方会议，发达国家出于对减排经济冲击和全球政治格局调整的担忧，一直试图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模糊化，并要求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跟发达国家一样“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约束性减排目标。
通过对美国相关政策演变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美国推出自己的减排措施实际上是试图在不损害国内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提升其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控制力：一是用承担一个形式上的约束性目标打破跟以欧盟为首的附件1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僵局，重新从欧盟手中夺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领导地位；二是以推行碳关税之类的威胁性政策迫使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尽早承担减排责任，继而利用其在新能源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减排压力，找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战略家卡根将美国与欧洲在碳排放问题上的表现概括为：“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前者强调实力，而后者强调协商对话和规则的建构。这种区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欧洲国家目前在新能源上处于领先地位，减排成本相对较低，且“碳金融”在欧洲以欧元形式流通，可能催生欧元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规则符合欧洲利益。而美国基于国内工业依赖石油、碳排放量高等原因，故意推脱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至此，可以看出，美国和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行为是符合其本国利益的。

事实上，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两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一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二是减排政策导致的竞争力损失。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合作是一个长期博弈过程，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在环境领域的再现。尽管《京都议定书》生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地悲剧”，但要真正走出“囚徒困境”，还需要更有效的机制设计，以激励各国真正地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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