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把人的行为重新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日益显现以及经济学思想的日趋苍白，这种取向有加速的趋势。汪丁丁写道：“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一刀切开：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凸显，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察觉了原先研究路线的缺陷并开始试图加以修正；特别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新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纳入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却还在学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研究路线以及具体的观点、理论，正如叶航写道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狗拿耗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独立思索之学术精神日益丧失，近来在海归们的鼓吹下这种学术的被殖民心态尤其严重了；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学子总是力图照搬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式、框架和结论，而这种学问必然是滞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甚至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模仿了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之行为，就需要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思路以及具体知识的苗头，社会科学也正在走交叉和契合之路；但是，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对经济学各领域的知识尚且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了。
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才能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才得以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建议，这涉及到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等各个领域，并关注长期分配公平等问题。哈德利就写道：“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较为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显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期：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也面临着相似的任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个人领域，根本上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考察人们如何最大化使用既定的资源上。而提高福利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显然，现代经济学这些方面的缺失恰恰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吸取营养：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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