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促使行业结构多元化
随着外国廉价商品潮水般涌入，江西传统的行业结构迅速发生改变。江西的商业以绸布、百货、南北杂货三大行业较大。1840年以前，百货多系手工业产品，经营日用百货的店铺称为杂货铺，有杂货、广货、京苏鞋帽、丝线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五口通商，洋布、洋火、洋碱、洋伞、等舶来品流入江西市场。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百货行业逐渐形成。九江开埠以后，英、美、俄相继在九江设立租界，外国商人发展洋行买办，倾销洋货。光绪十四年（1888）九江口岸进口洋布总额达27万磅，比光绪十年（1884）增加长了近1倍。甲午战争以后，国内织造的棉布日益增加，外国输入的相应减少。江西棉布商业是以销售土纺布和推销洋布形成的。清代绸布和土布合为一业，经营纺织品的商店土洋兼营，以后改土为洋，称洋货店。这一时期，煤油与火柴(洋火)、肥皂(洋皂)、矿烛(洋烛)及铁钉(洋钉)，构成了“五洋”，经营这些商品的行业被称为“五洋业”。随着“五洋”商品输入量的逐年增加，“五洋业”也成为江西商业中重要的一支。西方殖民者对江西的经济侵略，使江西传统商业很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由此派生出一批与进口洋货相关联的新式商业，如华洋百货、五金、油漆、西药等行业。同时又设有大批茶、瓷行栈，同外国洋行挂钩，从事收购、加工、包装、出口土货的活动。在如此的情况下，江西的传统商业结构在洋货贸易的冲击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四、对商业流通方式的影响
1、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咸丰十一年（1861）九江对外开埠后，“按自长江通航后，出入货物概由洋船运输以期稳速，而以轮船为最多。良由中国帆船行程迟缓，不但有欠安稳，而且航无定期，上行时尤感困难。于是下行船只达到目的地后，不顾价值如何，即就地出售者，比比皆是也。以视轻便之洋式帆船，如横帆船、纵帆船之类，逊色已多，而轮船则尤非其敌也。”虽然民船运输业逐渐衰败，但是内河航运仍然是江西商业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随着陆路运输和铁路运输的逐渐发展，海洋运输也占一定的地位，由于对外贸易和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方式逐渐多元化。
2、促进了新式商业组织的诞生
九江开埠前，江西就有自己传统的商人行会组织。南昌的行帮很多，以徽帮势力最大，几乎各行都有大户。开埠后，由于江西对外贸易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商人组织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商会及其下属同业会应运而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省商务总会成立，各府、县、镇相继成立商会组织。商会开展保护和发展商业活动：沟通商情、调查商业、维护商权、劝办业场、商业学校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此外，与商业发展相关的配套设施和服务组织渐渐发展和完善，推动了江西近代城市的初步形成，对江西金融业和货币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促进了江西近代工业的发展，从而还引起了社会变迁。
五、对商业经营方式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江西农村集贸市场上主要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换，两者之间较少以商人作为交换媒介，这是市集贸易的基本形式。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一些贫苦农民开始充当小商贩，在市场上担任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渗透，由行商和店铺收购农副产品完成商品交换成为主要的方式，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则由本地和外地贩运商充当交换媒介。
九江对外通商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分逐渐深入江西。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商品生产直接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的影响。江西省民族资本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作坊、工厂相继产生，商人从早期主要到集市上收集农产品（收集范围多在10华里以内），把在市场上收购到的零星农产品囤积起来，然后成批的贩售给贩运商，变为大批量收购。随着家庭手工加工业与商业资本相结合，家庭手工业者通过产销的变化，成为工业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一些商人采取供给手工业者原料，让其在家加工，待收回成品时付给工资的经营方式，这种形式“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跨了很大一步”，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专业的售卖店铺出现在集市里，规模不断的扩大。在清末民初，江西商人经营的店铺达623家，资本总额达13.4万元。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经朝廷批准，在南昌市闹市区万寿宫开创“劝农场”，设东西陈列所，店摊有秩序的摆设，均须按确定的大小，颜色一律的悬挂招牌。随着对外贸易的深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清同治元年（1862），美旗昌轮船公司在九江设立分公司，开设码头货栈。光绪元年（1875）春，俄新泰砖厂在九江设立分厂，加工砖茶出口。光绪二十六年（1900），德瑞记洋行、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在九江安设趸船。由此可见，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江西商业市场经营的方式也向近代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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