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我们阐述了市场制度对西部开发的重要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制度安排不重要。市场制度是正式制度，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也非常重要。文化和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有时甚至可以使生产难以成功进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地球有些地方，不同肤色、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一起工作根本不可能。一般地，不同的群体会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与其文化相适应的经济行为特色和经济绩效。这就是一个区域的经济文化。经济文化可以进一步导致排外情绪和地方保护主义--我曾经参加重庆电视台一个"西部开发·川渝联动"的节目，几位专家一致认为成都与重庆的经济合作最需要克服的障碍就是文化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一些差异。重庆人的"刀"，成都人叫"刀刀"，可见两地文化相去甚远。我国西部是聚居的少数民族分布广泛的地区，一些文化和观念在各地更存在较大差异。由于这些原因，有些东部开发中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西部一些地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宗教状况，却可能成为问题。这不仅仅需要从经济角度考虑，也需要从*角度考虑。

　　当然，我并不认为民族问题会是困扰西部开发的大问题，国家正确的民族政策使它不会成为一个主要问题。我在这里更要强调的是西部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共同品质：缺乏竞争精神和风险意识，也缺乏创造性。这些品质形成的因素是多种样的，比如长期享受政府转移支付形成"等、靠、要"的惰性，收入低下形成对投资风险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缺乏等；国有企业的体制陈腐形成以滥为滥的制度锁定等等。任何一个经济迅速腾飞的国家和地区，无不以人们努力工作形成的生产高效为前提。日本、韩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沿海诸省都是如此。而努力工作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民的精神素质相关。我们不得不承认，东部人的精神素质与西部人的精神素质存在巨大差距。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也是培养和提升西部人精神素质的一个过程。那些精神的培养过程，实际上就是用制度来激励人们产生相应的行为从而在长期中逐渐形成这种精神的过程。而最能使人们的行为变得对经济效率更有良好影响的制度就是各自都受利益驱动的市场制度。

　　个人的文化品质和观念的转变是重要的，而企业的体制转变也是重要的。西部的很多企业是缺乏效率的--全国知名高效企业绝大多在东部。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与市场制度和文化相关的问题。比如西部企业对待人才问题上，由于没有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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