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晖看来，”。。。这个现代性方案的主要标志就是在经济、*、法律、文化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或主体的自由。在经济学方面，通过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重新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当地位以及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规律，进而把市场（它被理解为经济自由）和私有制理解为现代经济的普遍形态，并最终实现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的目标；在*方面，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扩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议会制度（它被理解为*自由）；在文化方面，一些学者用科学的精神或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重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新图景，从而把西方现代化已经实现的目标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高规范，并以此将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扩展为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批判；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在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体性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则企图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它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由）”。［11］

    面对反思，反思着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必要重新体认反思的前提。什么是启蒙？在康德看来，启蒙是获得了勇气的个人运用理性反思并且走出传统束缚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求福柯所说的”批判的心态”，要求以批判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12］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启蒙要求知识分子保持”边缘化”状态，保持与占据着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的疏离，哪怕这意识形态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好的和被知识分子尽力宏扬的。依我看，知识分子非如此不能超越由专业化与话语权力导致的既得利益［13］。也正是在此意义下，我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路或许首先在于回到萨特和海勒（A。Heller）描述过的”生存论的”文化创造过程与”不得不选择”的个人自由的立场上进行反思［14］。

    在汪晖的当代中国思想史叙述中：”尽管‘新启蒙’思潮本身错综复杂，并在80年代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但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当代启蒙思想从西方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学、法学和其他知识领域获得思想的灵感，并以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抗，是因为由国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正在经由市场化过程向全球化的历史迈进。在这个意义上，‘新启蒙知识分子’与正统派的对抗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民间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对抗，恰恰相反，从总的方面看，他们的思想努力与国家目标大体一致……不管‘新启蒙思想者’自觉与否，‘新启蒙’思想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15］

    针对启蒙，汪晖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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