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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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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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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拥有者作用的双向作用力。于是”社会结构”在吉登斯那里是一个博弈过程，以”结构化”这样一个动名词来描述。在这个博弈过程中，被实践着的”均衡行为”系列，因表现出”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和具有最深远的时空广延性，从而被吉登斯定义为”制度”。在这样一种视角下，社会制度一方面是理性建构着的博弈均衡系列，另一方面也是自然演进着的均衡历史［39］。但是我无法同意吉登斯对”个人－社会”两分法的超越。因为在我看来，”个人”是唯一可以被个人理解的”社会构成”的出发点。我们只能简约”社会”为分立的个人，除非我们不要理解社会的”构成”，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这一理解只能以”概念”对世界的分类为出发点，进一步要求概念变动的”连续性”，否则我们每一个”主体”就无从让其他主体理解从而找到某种”主体间性”。 尼采对权力意志的强调，以及后来福柯和德里达的权力学说，黑格尔”主－奴”转化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三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当代批判理论的基石。但是这三方面的思想资源有着不尽相同的品格。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表达的”主人－奴隶”的转化思想对后来者例如哈贝玛斯有深刻影响，从而后者在批判学派中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位建构主义者，而不仅仅是批判理论家。例如他提出的”交往理性”与这一理性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的”理想对话环境”本质上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建构。另一方面，尼采和马克思对现存制度的批判，仅仅停留在拆解阶段上，没有提供更多的建设性资源。因此深受这两个思想流派影响的当代批判理论家们，便常常遗忘了知识分子”道德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面－－向社会提供具有建议意义的符号体系［40］。 作为这一小节的结束，我希望指出一个在经济学家看来不言自明的论点，它不回答”社会为何可能”这个问题，但它回答”我们为什么要组成社会”这个问题。假如把吉登斯的”反事实思维”方法推至极端，我们不妨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没有社会，人们的生活会如何？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除了诸如”感到极度的孤独”这类话语之外，毕竟，经济学话语是更加具有说服力的：假如没有社会，人们将无法利用作为整体的人类知识，人们也将没有必要积累超过个人经验史的知识，从而没有人可以生活得比活得最久的个人凭其所积累的最多的知识所能够产生的幸福生活更幸福。换句话说，”幸福”成了有限的东西。但是当”幸福”成为有限的事情时，上帝或任何彼岸的召唤也便消失了。这样看来，如果没有社会，那么一个人与一只蚂蚁，或者与任何一只野兽之间，便干脆没有什么差别了。 总结起来说，人们之所以要组成社会，根本理由在于只有通过”社会”，人类知识才可能作为整体被利用起来，个人才可能寻求超越此世的体验，生命才获得了不同于”有限”的意义。就这一点而言，批判理论固然有助于建立”同情的理解”，却因不能回答建构社会的问题而必须时时受到我们的质疑。在具有建设意义的思路中，自然演进的思路与理性建构的思路构成一对通过我们具体存在于其中的生存境况永远逼迫着我们的”正题”与”反题”，逼迫着我们的心灵去寻求超越。这一寻求超越的过程，就是心灵从必然向自由升华的过程。四谁之自由？何种真理？ 在说过了这许多之后，我才可以开始讨论汪晖1997年1月初稿并1998年9月修改过的这篇论文，”‘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天涯》发表时对该文注释做了删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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