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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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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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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汪晖对于”科学主义”问题的反思早见于他1992年至1993年发表于《学人》第二、三辑的文章，”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该文的叙述表明，汪晖是在”启蒙”与”现代性”问题的论域内审查”科学主义”命题的，而他关于”现代性”问题的最重要的论述，在我的理解里，应当是他1994年发表在《学人》第六辑的”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那篇文章提出了他后来的研究工作的纲领：”……我将研究的是’公‘、’群‘、’社会‘、’国家‘、’民族‘、’个人‘、’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及其’革命‘信念等构成中国现代世界观的核心观念是如何形成、建构和传播的，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这些观念指涉的对象和社会文化功能及其价值取向如何，等等。这是一种把历史语言学和社会文化史取向综合为一种分析方法的尝试。在这样的方法论视野中，’公‘、’私‘、’个人‘、’科学‘和’社会主义‘等不是自明的概念，也不是简单的外来语的翻译，在这些观念与其所指涉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通过这些观念对相关领域的命名，无序的生活世界在语言中获得了意义和秩序，并显示出价值的取向；另一方面，观念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又不仅仅是命名关系，当’公 ‘、’个人‘、’科学‘和’社会主义‘及其相关概念被建构出来并植入历史语境中，这些观念本身也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和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最富活力的因素。正是后一方面使我确信，语言与其所指的历史约定仍然是重要的，而且这种约定及其变化过程本身正是需要研究的对象。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是真正描述性的，而不是对作为’外部‘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的说明：这种说明的真正含义存在于第三世界话语之外，即它是对’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的自我批评，是对西方的现代性及其理性主义的自我诊断……在中国与作为’外部‘的西方或其他地区的相关性方面，世界体系分析和第三世界理论对跨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讨论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41］。 于是汪晖可以问：”从欧洲文明之外的视野来提问，哈贝玛斯没有提及的问题恰好构成了一个既新又旧的问题，这就是：在检讨’现代性‘本身的得失之前，先要问：这是’谁‘的现代性方案？马克思曾从欧洲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分析这个’方案‘与资产阶级的历史联系，但马克思本人历史观的基本方面也在启蒙的传统和犹太暨基督教的时间观念之内，它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理论体系。”［42］这样，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思便成为人类”现代性”问题的重要部分。对此我深表同意［43］。 但是，在我看来，汪晖勾勒的这样一种研究途径过分复杂以致十分接近于我在上面”方法论与知识论引论”结尾处所说的”纯粹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由于”描述”本身的过分复杂（这是一种宝贵的反”简约主义”的努力），借助福柯这面镜子，不难看出，描述者最终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立场，从而不得不建构一个”在场”。而历史或思想史描述者的立场本身又需要以与上述同样的方法加以分析，……这是一个无穷递归的思想过程，它可以导致反思着的”自我”无穷地向内发展以致最终无法建立任何”主体间性”。为了超越出去，在我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以及在对话中坚持叙事的形式逻辑一致性。在这一意义上，我甚至要呼吁”停止反思”。真正深刻的反思固然依赖于每一个对话者自身的思考，但达到清晰而深刻的反思，却必须依赖于所有对话者投入到特定立场中所产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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