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汪晖结论说：”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17］

    那么希望何在？汪晖指出：”在当代中国的情境中，思想界和知识界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是极为无力的。一些留学欧美的年轻中国大陆学者与他们在中国的合作者们，试图借助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理论提出问题。尽管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把握让许多学者感到不满，但我仍然认为，他们的问题意识具有现实尖锐性。在思想方式上，这些年轻学者也一定程度地超越了那种在中国／西方的二元论述中讨论中国问题的启蒙主义的思想方式。他们考虑的问题与冷战的结束有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出发点是：冷战时代的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的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18］这里汪晖赞赏并且大段引述了以崔之元为代表的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立场［19］。不仅如此，汪晖还进一步阐发了崔之元等的立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目的在于对马克思的学说严格解说，以在当代条件下推动人类全面解放、个人全面发展的理想的实现。其中最核心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历来是以广大人民的‘经济民主’来取代少数经济、*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实际上，这一理论的提出直接针对的是俄国已经实行，中国很多地方正在实行的国有资产的股份化或私有化的运动。因此，他们（指崔之元们）的观点恰好是：*民主是保证公有资产不被少数人‘自发私有化’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资本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妥协，而社会主义民主则是经济、*民主的同义词……那些将全球化看作是当代世界的最新发展的学者，似乎忘记了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的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它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时期……就中国的情况而言，由于日益深入地加入到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过程之中，国家资本与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控制者（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资本控制者也是*权力的控制者）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一方面使得国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腐败，这种腐败渗透到*生活、经济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产生了深刻的社会不公”［20］。

    或许没有看到希望，汪晖又写道：”……在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性衰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的废墟，是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在这个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已经有人宣告：‘历史终结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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