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当我在任何特定方向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知识时，从效率原则出发，我应当继续在那一方向上探求知识，这导致分工的原则。并且，当我把特定方向上的积累的知识表述为话语时，例如表述为奎因论证过的”可观测语句”［27］时，不可避免地和被效率原则所驱动，我总要不断细化出现在这些语句里的概念。这构成叔本华说过的”分殊”［28］。从现代叙事的角度看，这是什么样的过程呢？在我看来，这正是为了加快积累知识而不断地压抑来自其他方向的对认知主体的叙说，从而主体不断地”为了知道得更多，而知道更少的事情（knowingmoreandmoreaboutlessandless）”。这当然就是专业化的过程。

    因此”异化”不是别的，而是因分工和专业化所导致的异化，是对缺席的声音的有意回避。也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任何”本土知识”的强调都意味着有意回避来自其他方向的局部知识，因此也是一种因专注于本土知识而产生的异化。

    由于知识的整体性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理解作为整体的知识。人们只是靠组成社会，靠某种社会秩序来维持交往，才得以利用作为整体的知识［29］。就此而言，哈贝玛斯的”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rationality）”是一定要依靠社会秩序来维持和开展”对话”，从而是以作为整体的知识为基础的。

    由于没有人能够理解作为整体的知识，对话者为使他人能够理解自己的话语，必须在每一个语词的多种涵义中选择特定的一种，从而构造出有意义的语句。德里达式的写明了删除语句（todeleteinordertobedifferent），由于具有了多重涵义而变得意义模糊。交往理性不可能建立在语句意义随意性的基础上，交往理性要求对话者尊重他人”理解的权利”，从而要求一种服从形式逻辑的内在一致的语言。 
    任何形式逻辑的语言都是以有限数目的特征对”世界”分类的结果－－理性为自然立法。而任何分类都必定放弃了类概念所对应的无穷丰富的具体事实，导致简约主义的世界描述，理性非如此而不能理解世界［30］。在特定知识系统内的专家有权力决定使用他或她认为合适的”特征”来对世界分类，从而获得了话语霸权。

    对传统反叛就是对传统的分类反叛。而反叛传统分类的最彻底方式，就是将”分类”演变的”谱系”发掘出来，将历史上的决裂显示给对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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