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用“四统治”（也称“经理制”）替代了“三包制”，规定：船上一切人员由公司统一任用；船上财务、业务由公司统一掌握；船上材料、油料由公司统一定额配发；船上事务由经理一人总揽，对内向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18]。这种管理制度将船上全部权力集中于经理和总公司，在中国航运界引起了轰动，事实证明这提高了船上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19]，后来民生公司接收或购买的轮船都实行了这一制度，成为民生公司崛起的重要动力之一。

按照分层组织理论（杨小凯，1999），我们可以把一条船看成是一个单向集权分层组织，这种组织的特点是：层次越多，管理的效果越好，但是管理费用也越高；反之，层次越少，则管理费用越小，“但是每个经理直接管理的人越多，管理的质量也越差”[20]。但是在这里的情况却是：“三包制”是一种多层次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费用较高（“公司折了本，买办赚了大钱”），但管理效果却也较差（中国轮船公司服务质量极低）；“四统治”是一种单层的管理组织形式，管理费用较低，但同时管理效果却较好。这种看似与一般原理矛盾的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民生公司的爱国主义企业文化的熏陶，改变了职工的效用函数：职工不仅仅考虑如何才能在劳动既定的前提下使个人收入（Πi1）最大，或者在收入既定的前提下使劳动量最小，他也把公司的发展壮大（Πi2）纳入了自己的效用函数。这种改变大大降低了职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能在管理层次较少的情况下达到较好的管理效果[21]。相反，在其他没有这样统一的意识形态目标的航运公司，由于各管理层次的管理者都最大程度的追求直接私利，因此都以最大程度的机会主义原则行事，这无疑会极大的提高交易费用，降低管理效率，把多层次管理的优势抵消掉。

2.消费决策的改变与市场份额的扩大

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仅降低了民生公司的交易费用，而且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扩大了民生公司的市场份额。在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消费者会作出特殊的消费选择。据H1-2，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会改变消费者的偏好。拿乘坐轮船来说，具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费者在乘船时同样会追求效用最大化，但此时他考虑的效用不仅仅是乘船的舒适感和速度、安全等因素（Πi1），他会把这艘船是中国公司的还是外国公司的这一因素（Πi2）纳入自己的目标函数。更具体一点说：如果中外两艘船的票价和服务质量完全一样，那么乘坐外国公司得船相对于乘坐民生公司的船会给他带来负效用，这时他肯定会选择乘坐民生公司的船。实际上我们放宽一些条件，即使民生公司的票价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外国公司的轮船，多数乘船者仍有可能选择民生公司的船：

这一奇迹的创造，还靠了广大爱国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不做不要船票的外国船，不希罕漂亮的阳伞，却坚决要坐民生公司的船。许多旅客，宁肯住下等几天，也要等到民生公司的船才坐。一些爱国的商人，也在这一极端困难的时刻，不去占外国船低运费的便宜，却将他们的货物交给民生公司的轮船运，以行动支持了民生公司。[22]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垄断厂商的竞争中，产品的质量差别是各厂商争取消费人群、扩大市场份额重要因素。在近代川江航运市场上，由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轮船是否为民族资本经营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一个重要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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