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论

一方面，爱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影响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降低了民生公司的各种交易费用；另一方面，由于这时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不伴随着排外的思想，它也相应的提高了各外国航运公司的各种交易费用[23]。这样，民生公司的运营总成本相对于外国航运公司被大大的降低了。同时，意识形态改变了消费者的偏好，使其作出有利于民生公司（而不利于外国公司）的选择。这无疑是一种独有的优势，因为它是由属于这一时代的中国人的特有的意识形态决定的。

   可见，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使得民生公司偏离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其企业行为的收益由社会获得，但是成本却由民生公司承担。更一般的，我们的结论是：某种意识形态可能使为微观经济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个体理性，但是同时会造成相应的外部经济，使得共同意识形态群体达到集体理性。从民生公司的例子可以看出，这样的情形可能反而会使“丧失理性”的主体最终收益。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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