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南模式”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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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带头跑市场。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的县、乡（镇）政府率先发动干部群众“找米下锅”，兴办乡镇企业，走上了一条市场取向的发展之路。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一种重大突破。
苏南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行政推动力量很强。“苏南模式”初期之所以存在大量的政府行为，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作为社区经济的乡镇企业，需要政府的保护和支持；二是在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由此形成了社区政府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我曾经指出：“县、乡社区政府的工业化冲动，来自如下四种社区目标：（1）安排就业，为社区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2）增加收入，提高本社区群众的生活水平；（3）开辟财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4）提高总产值，尽快翻两番。第一二个社区目标，是与社区成员个人和家庭的目标重叠的。因而，社区政府的工业化冲动受到社区成员的普遍欢迎与支持。能否把工业化搞上去，是上级考核基层干部的主要指标。因而，追求产值增长成为各级干部的第一冲动。自上而下落实翻番的热潮几经掀起。苏南农村的社区政府与乡镇企业的领导人更多地承受到了上级的行政压力。乡村干部的工业化冲动，一次又一次地转变成乡村工业的行政性推动力量。这种行政推动，显然比后发型社区要强大得多。”“苏南模式”的“强政府”现象，即政府推动，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苏南模式”中的政府行为能够随着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不断进行市场性调整。“苏南模式”经济运行格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干部主体社会结构”相一致。县、乡、村的党政领导者，是发展乡村工业和地区经济的实际决策人与投资环境的营造者。我同意以下观点：“判断政府行为是否必要，不能仅用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而应该用政府行为自身能否及时调整以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作为基本判断依据。”以政府行为作为市场之外的行政性行为，之所以能够推动苏南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原因也就在这里。初期“苏南模式”的价值，是在经济体制转型中需要一种独特的政企关系和企业制度作为中介和过渡。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市场力量薄弱，需要借助政府权威来动员和组织资源。开拓市场。正是由于发挥了政权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誉优势，苏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被组织了起来，迅速地形成了生产力。同时，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干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也起到了推动与培育市场的显著作用。地方政府的推动，在某种意义上讲，曾经是“苏南模式”创造辉煌的主要因素。
另一方面，过渡的政府干预也可能产生“反市场约束”。实践证明，初期的“苏南模式”没有完全超越计划经济体制，因而从一开始就染上了一些“体制病”，主要是政府权力“溢出”、政企不分。乡镇集体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当有的企业亏损时，乡（镇）政府想用盈利企业的利润来弥补；政府想办一些公共事业就向企业摊派；也有一些干部与有关部门的“权力把关人”，把企业当成“唐僧肉”，为谋私利动辄就去啃一口。苏南地区有一个镇的党委书记用这样四句话形容企业责、权、利脱节的情况：“厂长负盈，企业负亏，银行负债，政府负责”。有人认为，在苏南，政府对企业超强干预，集体财产社区干部“灰色私有”，造成企业自身经营机制退化，企业负担沉重，失血太多。“苏南模式”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在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面前面临着严峻挑战。还有人将干部对集体财产的控制权制度称为“地方威权主义”，认为市场竞争凸现了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形成的弱势性格。厉以宁教授认为，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的局限性有两条：一是政企不分；二是产权不清。政企分开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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