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权期限合并于无效婚之下。可以是： 凡违反结婚之成立实质条件、形式条件的婚姻关系一律自然自始无效，若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有争议可经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确认，也可直接诉讼提请法院确认。对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确定不服，可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确认诉讼。对已登记之低龄婚、疾病婚，可设补救措施，即在诉讼时若其无效原因已消失，可给予经济处罚而确认婚姻自无效原因消失日起有效。对于已登记之包办婚、买卖婚，可设诉权限制，即当事人应自知悉包办、买卖婚性质时一年内行使诉权或在诉权行使障碍消除后一年内行使诉权。对于未履行登记之事实婚应宣告无效，作出一定处罚，并令补办登记。 婚姻无效是婚姻不产生有效之结果，如夫妻间不存在夫妻共有财产，不发生夫妻扶养关系和继承关系，不在男女双方间产生姻亲关系等等，但其非婚生子女不受婚姻无效影响，享有婚生子女同等权利。婚姻家庭法对婚姻无效的概念、原因、诉权、诉权期限、后果、补救措施等应作出明示规定。特别是对无效婚产生之财产纠纷应如何处理应有明示，如个人之无效婚前或无效婚期间之财产归个人所有，无效婚期间共有财产非平均分配，而按一般共有关系分配，无效婚期间开支的负担分配、无效婚期间双方赠与、无效婚期间对外债务等问题均应有明示规定。在处理无效婚财产纠纷时应力主双方当事人自我约定解除方案，争取调解处理。 4.不保护婚约并不等于应放弃规范婚约关系。 我国婚姻法中对婚约未作规定，但1950年6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及解答》以及1953年3月19日该会发布的《有关婚姻问题解答》对婚约问题表明以下几点态度：1.订婚不是结婚必经过程或必要手续。2.对婚约不提倡也不禁止，男女自愿订婚听便。3.反对包办、强迫订婚。4.一方自愿取消订婚，须通知另一方。 目前在城市一般无正式的婚约形式，在农村仍存在婚约现象。但随涉港、涉台、涉外婚姻的增多，城市也正出现婚约现象。笔者认为，婚约是一种社会现象，肯定或否定它都不影响它在那儿存在，这种社会现象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一旦发生纠纷，法律不可能熟视无睹，否则会引发更大社会矛盾。如婚约解除后的财产纠纷如何处理，涉港澳台婚约中更有必要规范婚约财产关系。婚约不受法律保护，仅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即婚约的订立并不必然产生结婚后果，法律不予以保证这种必然关联。婚约不受法律保护，不等于法律不表态，放弃规范婚约关系。正如无效婚那样，法律视无效婚关系为无效，不予保护，但不等于不规范无效婚的原因、无效力、无效后果等等。 我国立法不规定婚约订立条件和解除条件，因为我国不提倡婚约，但应规定婚约效力，即婚约不得强制履行，还应规定如何处理婚约产生的财产返还纠纷，因不提倡婚约，所以在婚约财产纠纷中亦不宜规定财产赔偿。 三、补充夫妻同居义务，充实夫妻财产制度 夫妻关系中同居义务应是最基本的义务，为各国婚姻家庭法所认同，而婚姻法中未作规定，实有补充必要。因为，同居乃结婚成立的必然权利和义务，是人类男女结合的生理和社会需求。各国包括我国均将分居一定期间作为判决离婚之理由，也证明只有将同居作为夫妻义务才能使分居成为违背这种义务的表现，而导致夫妻关系解除。不设同居义务，却设分居后果，是权利义务不平衡的立法缺陷。 我国没有设立夫妻关系变更制度。而国外、境外大多有分居或分产分居的夫妻关系变更制度。从冷静处理夫妻关系感情危机来说，分居制度创设一个缓冲余地，对降低离婚率有一定益处。而且法律规范分居时期夫妻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预防和减轻分居期因夫妻不和而影响子女的问题有作用，往往夫妻争吵会忽视子女照顾甚至以子女作为向对方报复泄恨的对象。分居后既可能重归于好也可能彻底破裂，也会出现分居期间一方死亡。为尊重当事人意愿，当夫妻财产进行分配时，应考虑分居的事实，将夫妻共同财产的终止期限定于分居时而不是婚姻解除时或死亡时。特别是分居期间夫妻接受赠予、接受遗产、对第三人债权债务等关系也应不同于同居期间之权利义务。当然分居制度的建立必须提供一个物质基础即住房问题，实践中尚有困难。至少从分居的益处出发，可首先设置这样一些规定，如一方正式提出离婚请求时，表明该方不再履行夫妻同居义务，对方不得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同居；一方正式提出离婚请求时，法院应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关系有一个临时裁决，以保障诉讼期间临时的双方关系，但这个临时裁决不能影响或决定案件最终判决。 夫妻关系中夫妻财产关系是一个重点，婚姻法对夫妻财产之规定仅有第13条、第31条、第32条之内容，从理论分类上说属实行婚后所得共有制和约定分别财产制。 婚姻所得共有制对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来说是合乎国情的，因为人们并不富裕，劳动所得除供家庭人口生活消费外，所剩无几，所以，大多数人没有清晰的财产意识，没有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的区分意识，也没有夫妻财产与子女财产的区分意识，甚至夫妻财产分别所有被视为夫妻感情有破裂的征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首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继而城市出现承包、租赁制度，个人承包、家庭承包、合伙、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各种经济成份出现，家庭已不再仅是人类衍续生命的组织，还是社会的经济主体之一，家庭财产丰富有余，夫妻个人经济地位、经济能力、经济收入、经济意识均有上下之差，子女通过接受赠予、接受遗赠、通过知识产权获取报酬已明显增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夫妻之间要求分别财产或设立更详细所得共有制的意识日益膨胀，其目的在于保证个人更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而不受配偶的干预，也在于个人欲求财产的无风险而不愿配偶进行风险性财产投资，还在于划分家庭债务与个人债务的连带责任和个人责任需要等等。 分别财产制虽有明文规定但操作无规范，分别财产制以约定为前提，而如何约定，约定形式均无规范，使公民享有的分别财产权利没有保障。 中国的风俗习惯以及新婚时人们普遍缺乏冷静或理性，误以为感情或婚姻的结合必然引起财产的结合“共有”，财产不共有则难以想象感情会和好。而法律的责任不仅在于反映一种关系，还在于引导人们去建立某种科学的、理性的秩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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