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法学大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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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便无法规则。 ⒉压力。是指对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所实行的人身惩罚和限制、财产的剥夺和减少。 压力都是人为的。由于违反某种客观规律而招致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损害，不属于这里所说的压力。如违反万有引力的规律从高崖上跳下所招致的生命丧失、违反农作物生长规律未付出必要的劳动和资财而招致的财产损失等，都不属于作为法规则要素的压力。 压力分为人身压力和财产压力两种。人身压力是对人身的惩罚和限制。一切死刑、肉刑都属于惩罚人身的压力；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逮捕、拘留、强制劳动、剥夺*权利等，都属于限制人身的压力。财产压力是对财产的剥夺和减少。没收属于剥夺财产的压力；罚金、罚款、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支付迟延履行金、降薪等，都属于减少财产的压力。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那些非给付金钱的民事责任，如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最终均归结为减少财产的压力。因为义务人如果不履行或迟延履行是要承担迟延履行金? 模缘笔粲诓撇沽α?br>有些压力兼有人身压力和财产压力双重压力的性质。如削职为民、入穷藉、开除、辞退、降职、降级等，既有降低身份方面的限制人身的压力，同时也伴随着减少财产的压力。 压力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抗衡，有如天平上的法码在与另一端的物体取得平衡。故立法者在设定压力的时候，应以压力强度正好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抵消为尺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此达到杜绝或控制犯罪的目的。对于谋杀行为，为什么绝大多数社会系统，都不约而同地把与它相对应的压力强度设定为死刑呢？这是因为死刑这种强度的压力正好能与谋杀行为的后果相抵消的事实显而易见，以致各社会系统的立法者很自然地选择了死刑这种压力来对付谋杀行为。但是在各社会系统的立法实践中，还并没有把“以压力强度正好与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后果相抵消为尺度”作为规律来利用。不过，新加坡法律的制定者可能是最先注意到设定压力的这种尺度的法学大师。他们制定了维护公共场所卫生方面的法律，对在特定场所吸烟和乱扔烟头、乱扔果皮等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把压力设定为罚款1,000新元(折合人民币4,200元)、罚款5,000新元(折合人民币21,000元)、加重经济处罚、拘役三个隆⑴形?跟垃圾车)收三个月垃圾包等不同强度。这些看似过强的压力,其实是正好抵消无视公共场所卫生的行为所能带来的长期后果的。新加坡现以“花园之国”闻名于世，这与此类压力强度设定的适当有直接关系。①新加坡还顶住了西方国家对肉刑的天真的绝对化的非议, 毅然在法律中规定了鞭刑这种压力,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果。 凡法规则都规定着一定强度的压力, 没有规定压力的行为规则不是法规则。汉朝刘邦初入关中时向秦人宣布了与父老约法三章: *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寥寥十几字,由于规定着压力, 便成了著名的法规则。假如他仅规定“勿*”、“勿伤人”、“勿盗窃”的话，那就不是法规则而是空泛的说教了。同样，刑法对各种犯罪如果不规定压力──处以何种刑罚，而仅规定“不要*”、“不要贪污”、“不要受贿”等等，那也就蜕变成空泛的道义性说教了。道义性说教可以被看成是行为规则，但它绝不是法规则。 ⒊施压者。即对不符合行为标准的行为人施加压力的个人和组织。 施压者包括个人和组织。原始社会中没有专门的施压组织，这时的施压者只能是部族首领这样的个人。到了后来，有了国家。国家是最主要的施压组织，当然它并不仅仅是施压组织，它还兼有立法和管理社会的职能。而且，国家一般都需要划分为范围更小的地方和行使不同权力的部门。于是便有了国家授与其权力的非专门施压组织和专门施压组织。各个地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等都是非专门的施压组织；我国封建社会的廷尉、大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审刑院、宗正府、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都察院，当代的各级法院、各级检察院、各级公安机关、各个劳动改造机关等等，都是专门的施压组织。这些非专门的和专门的施压组织中的具体施压人当然又是个人。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具有行政处罚权的那些官员、法院的法官、检察院的检察官、公安机关及劳改机关的警官，都属于作为个人的施压者。 在当代国际社会这个更大的社会系统中，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国际法院、国际仲裁机构、联合国军、多国部队、各会员国、各会员国的军队和司法及仲裁机构，都是或都可能是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施压组织。具体的施压人则可能是联合国秘书长、国际法院的法官、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各会员国的首脑、各会员国的军队官兵、各会员国司法和仲裁机构的有权力人等等。 凡法规则都明示或暗示了施压者。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规定： “债务应当清偿。……。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br> 这条规定明示了该法规则中的施压者是人民法院。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至五十四条规定的约束税务人员的法规则，每条都有这样的文字： “未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 虽然这里没有明文规定施压者是谁，但在我国凡是行政处分一般都是由被处分人所在的行政机关做出的，因此这些法规则暗示了施压者是违反行为标准的税务人员所在的税务机关。 相反，如果行为规则中没有明示或暗示施压者，那么这个行为规则就不是法规则。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一九八九年公布的地方性法规《辽宁省邮电通信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 “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自治县邮电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下列处罚： “（一）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没收其全部非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二）违反第十八条至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责令其停止侵害行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对损毁邮电通讯设施、阻断通信的，除责令其赔偿损失外，可以并处赔偿金一至五倍的罚款。” 这条规定为多项法规则确定了共同的“压力”，“行为标准”也已在其他条款中规定了，但对不符合这些行为标准的行为人，由谁来施加这些压力呢？也即施压者是谁呢？从这条规定看，市、县级邮电部门和“有关部门”似乎都是施压者，因而又似乎都不是施压者，这等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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