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个人共同抗制犯罪的资源和能量，但在貌似相同的运作方式背后有着不同的支配力。如果社区发育较为成熟，来自民间的主导作用足以让政府充当扶助角色，如果社区矫正活动尚须依赖政府推进，规范国家管理部门和司法机构行为，促使其有效分工合作，就成了启动权力机制良性运作的关键环节。
1 ．国家司法行政系统承担社区矫正管理的主体部分
在我国，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承担社区矫正管理的主体部分既有现实起点也有历史根据。社区矫正所以能够有计划地在较大范围试点推行，直接得益于国家司法行政部门有关建议对宏观决策思维的积极影响。社区矫正的合理性原本不存在理论疑点，刑事法学者对行刑社会化和社会综合治理的价值论证程度甚至让人已有陈词滥调的感觉，但即使如此，社区矫治仍然很难成规模地进人操作层面，相反刑事政策对犯罪处理的态度存在某种程度的分裂，一方面“打防结合、以防为主”被明确为总体指导思想，另一方面，透过历次“严打”和专项犯罪的治理，我们所看到的是以打为防的具体思路。这对刑事法运作产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只不过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传统重刑理念被包裹上一层西方报应主义的外衣，所谓法律公正异化为这样的结果：定罪量刑始终是刑事法运作的重心，行刑制度越来越走向封闭、僵化。对于决策者和大多数国家管理部门来说，通过一次性定罪量刑表达他们对犯罪的否定立场明显比建立再犯罪预防机制要简单得多，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综合治理才是长久对策，但对其社会预防犯罪的起步条件、具体组织过程、成本投入量和收益期等等心中无底，国家司法行政管理系统主要承担剥夺自由刑执行和劳动教养、收容教养执行等具体职能，其对司法预防效益和再犯罪抑制的关注程度要大于其他部门。近年来，监狱系统为加快监狱文明化和行刑开放化进程致力于推行罪犯分类制度，却始终没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在于制度尝试缺乏必要的外部条件；劳教管理部门完善执行制度的种种努力也因其前期运作的不合理而无力扭转颓势；更严重的是“严打”所造成收容场所的拥挤现象，已使得整个执行系统处于超负荷、低效益运作状态。因此，司法行政部门对推行社区矫正的必要性论证和提出可行性方案，既是争取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又符合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
自2002 年初以来，上海、北京等地先后进行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从试点地区的矫正管理体制看，由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部门联手协作，重在解决矫正对象的选择和协作分工；常设办事机构设置在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后者具体负责组织矫正工作和落实矫正责任。④

2 ．落实公、检、法等部门的职能联动

按往常做法，采取综合管理机制展开司法活动能够产生运动式效果却很难形成制度。远一点说，劳教审批委员会在名义上是一个综合机构，实质由公安部门代行职责，近一点说，这些年来社会综合治理措施很难落实到位，多少也要归咎于“综合治理、谁也不理。”照此看来，如果由政法委牵头，公检法司部门联合办公的做法，最终变成司法行政部门的一家之事，尾巴支配一切的结果就不言自明了。因此，在法律有待完善之时，宏观协调机构如何利用政策杠杆有效整合现有的司法资源，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首先，公安司法部门都负有刑罚和其他强制人身罚的执行职能，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司法部门主要负责场所内的矫正，公安机关负责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和所外执行劳教人员的监督管理活动。司法行政部门由场所执行向外延伸，必然与公安机关的执法职能发生交叉，这在公安部门治安任务极为繁重、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双方配合可能会大于磨擦，但是社区矫治毕竟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意味着责任的加重。随着社区矫正中种种困难的出现，责任不明就可能导致双方的推诱，从而影响社区矫正的后续性发展。
其二，刑事审判机关的先行活动是带活整个刑罚执行制度的关键，法院对再犯罪预后的关注程度越高，行刑方式就越灵活。比如法院对缓刑、管制刑的适度适用，根据需要相应降低减刑适用率，对临近出狱的罪犯普遍适用假释做法，都将把更多的罪犯放在社会环境下服刑，这是实现社区矫正制度化进程的前提条件，而换个角度看，审判机关的重刑立场如不改变，缺乏积极介人行刑活动的意识，行刑社会化的最大障碍可能会来自司法机制本身。⑤ 其三，从执法便利角度看，检察机关在决定启用暂缓起诉制度后，可由主诉官负责考察特定对象的行为表现。目前河北、南京已有两起暂缓不起诉案件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它们采取社区矫治方式虽不很成熟，有些经验还是值得推广的。此外，检察机关如何在法律监督环节，支持社区矫治制度的发展，也关系到法律完善与机制成熟的有效磨合。
总之，社区矫正是在现行司法机制中配置的新功能系统，它超出了任何一个司法机关的能力范围，宏观协调部门介人具体实务活动，至少目前可以解决现实问题。
3 ．利用和保护民间力量参与社区矫正
在我国，居委会和村委会既有群众自治特征，又有“准国家管理”性质，它们无疑是社区矫正依靠的力量。此外，有组织的纯民间力量进人社区矫正程度目前只是象征性的参与，其自发因素较少。社会慈善组织把更多精心和有限资源放在希望工程和各种社会救助上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它本身还有维系生存的需要。但与政府单方行为相比，社会慈善力量积极介人矫正，对被矫正人产生的感召力更大，对中国传统罪孽观念的冲击更大，因而更能唤起民众的连带责任意识。从国外行刑历史与现状看，如果没有早期圣公会教友会的积极支持和监督，美国近代的监狱改革实践无从谈起，如果没有数量可观的社区志愿人员的倾力支撑，西欧各国的社区矫正不会如此深刻的影响到整个行刑格局的变化。纯民间力量如果能与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共同介人社区矫正似有更便利条件，这一共同体应具有两方面的法律作用：第一，有权监督政府行为；第二，能够落实矫正措施。这显然需要打破整个司法预防的神秘和专属色彩，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执法观念。当然，我国社会民间力量自发矫正违法犯罪人行为，存在另一些方式。家庭甚至家族对被矫正人的规导作用较大，学校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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