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2年到2002年，每百万人平均获得联邦法院审判的比例下降了49％，从1976年至2002年，有22个州法院司法案件下降了33％。同时，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每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与审判案件数量之比下降更加持久和急速。2002年每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gdp）与联邦民事审判之比例比1962年下降了近四分之一，尽管同期法律费用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仍在增长。这说明，以往关于诉讼与经济及人口同步增长的断言是不能成立的；但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无疑会对诉讼与审判的格局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经济社会因素与上述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审判和诉讼的下降，但其中的规律性则是非常复杂的。
四
那么，审判结案率和诉讼率下降的事实究竟说明了什么？审判的减少与和解的增加为当代社会和法治带来何种结果？根据galanter教授提供的数据和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6]：
首先，这种现象客观上开始纠正相当流行的“诉讼爆炸”的神话，促使人们反思法律与诉讼之间的关联。所谓“诉讼爆炸”的神话，即将诉讼增长与法律增长简单等同，将诉讼视为促进当代法律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以诉讼率作为权利保护和法律意识程度的表征，将adr的应用简单归结为诉讼爆炸的产物。而事实则是，在审判和诉讼减少的同时，成文法、规章、判例法、法学家和律师人数、法律开支、法律出版物等都在持续增长，执法机构、官员和执法费用也越来越多，其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见，诉讼并不能代表法律的数量和质量，法律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诉讼的无限增长或爆炸，而审判和诉讼的减少也并不意味着法律及其作用的贬值。事实表明：今天，审判虽然绝不会消亡，但其作用确实降低了，由此，司法和审判对于普通法的贡献和意义也在逐步降低。[7]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很早就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审判从来不是解决民事案件的典型方式。{7}（p689）尽管传统普通法程序将审判精心设计为一种司法仪式，但审前准司法活动已经广泛地替代了审判程序，纠纷解决和法律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其他方式而主要不是依靠审判实现的。
其次，和解比例的提高使得诉讼的分配格局得以调整，诉讼的价值及程序功能从对抗向协作、从法律判定向促进合意转化，法律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作用已发生变化。在追求和平地解决纠纷的诉讼过程中，和解和调解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和功能，当事人可能由此获得双赢结果和更合理的解决。和解被称为“法律阴影下的交易”，法律的影响和作用仍然是显见的，但这种作用会通过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对费用、延迟、公开性和机密、证据的状况、证人作证的便利性和作用，以及其他超越实体法规则的偶然因素等综合发挥作用。因此，在这种纠纷解决过程中，法律的作用是广义的、甚至是间接的，但不是绝对确定和直接的。[8]
第三，审判的减少及和解的增加表明，法院的职能进一步向具有行政性的案件管理机构转化；同时纠纷解决机制也更加多元化。随着案件数量和判决率的降低，正式的司法审判主要用以处理少数高端和疑难案件；法院则通过发挥司法能动性和社会责任，积极促进adr与和解，为解决纠纷做出更积极的贡献。[9]与此同时，一些类似审判或准司法方式也在进入行政机构、社会法庭和民间adr，使得公与私，司法、行政和社会解纷机制之间的融合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加合理。实际上，当代法律职业的主流观念、业务范围和行为方式已开始适应这种转变，法学研究与法律教育也已做出呼应。
第四，美国法院诉讼调解的发展并非英美法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自发产物，而是案件管理运动和司法改革的结果——既是法律制度、司法政策和法官观念与行为不断适应当代社会需求所进行的变革，也受到了大陆法系的某种影响。当代世界各国司法改革的实践显示，诉讼和解本质上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的结合，注重诉讼调解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民事诉讼的共同特点和基本趋势。今天，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所主张的严格“调审分立”以及对诉讼调解的诸多限制和禁忌已被打破，不论何种法系和司法模式，诉讼调解在各国的民事诉讼中均已生根。[10]
最后，当代社会的司法与纠纷解决机制始终处在不断调整和反思的过程中，其发展并不会就此终止。一方面，“诉讼爆炸”的神话影响犹存，和解的增多和审判的减少尚未被主流媒体、法学界和社会准确感知和认同。另一方面，这种趋势始终伴随着种种疑虑，例如质疑诉讼调解中不可避免的“强制”因素，担心随着通过审判产出的公共产品不断减少，司法开始脱离法治预期的轨道，社会的纠纷解决也会脱离法律的规制。尽管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危险必然成为现实。但是，在肯定和解以及司法的功能转变带来的积极和合理因素的同时，确实有必要对其潜在问题加以充分关注和持续的观察。正如格兰特教授指出的那样，审判结案和诉讼下降，和解与调解的发展的后果及其对法律体系和社会的长远影响是我们目前所无法准确预知的，仍需要继续这种动态和深入的观察和探究。这种研究的目的并非是为了阻止其发展，而是为避免和减少各种不利后果并提出建设性的制度建构方案。
五
格兰特教授的三篇论文秉承了作者一贯的研究风格：注重经验实证研究，客观描述实际情况与现象，根据事实依据分析原因，预测发展趋势，这些实证研究既可把握司法实践的动态发展，又具有前瞻性，但其论证既非出自任何先验性价值判断，结论中也并未归结出普适性规律。毫无疑问，我们无需将其所揭示的现象及原因推定为当代世界各国司法的必然归宿。然而，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司法实践和诸多研究成果所印证，对于分析我国司法与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尽管当代世界各国在纠纷解决中面对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各有不同，但社会公众和法律界已基本消除对于调解与和解的顾虑，对其认同越来越趋于一致。这种理念的转变对我们重新认识诉讼调解的功能和价值具有重要的启示。众所周知，由于传统与现代进程的特殊性，我国司法制度建构和改革与西方的司法改革有着不同的目标、方向和进路。随着司法理念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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