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向现实主义的回归，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在最近的20年间出现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11]目前由于各地发展程度、司法环境以及法院和法官差异较大，不仅调解的运行状况和效果良莠不齐，而且调解与审判的关系也很难一概而论。面对诉讼调解乃至社会“大调解”等新的发展格局，一些法学家迄今仍在以一些传统理论或普适性价值观质疑调解的正当性，断言调解是欠发达社会的制度或者人治和计划经济的产物，将调解与审判和司法调解与民间调解绝对对立起来，推定法院对调解的鼓励完全出于自身利益并必然导向对当事人的强制。[12]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调解的复兴受到西方adr思潮影响，具有盲目性，并以运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质疑调解政策本身的合理性。[13]而格兰特教授关于美国调解与诉讼近20年发展历程的实证研究表明，现实主义的司法理念、政策与社会需求和当事人的选择已形成了一种互动，其结果很难通过价值判断和主观愿望加以限制，而只能因势利导。借助经验实证方法获得的事实依据，既可以为反思普适性原理提供一种新鲜思路，也可以准确把握调解实际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发现对策。[14]

不言而喻，调解与和解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其运行中不存在问题和负面作用，[15]研究者和实务界也决不应忽略这些问题。然而，我们既不能仅根据价值判断和逻辑推论评价诉讼调解的合理性，也不能因其存在缺陷和不足就轻易加以否定，而只能依据其实际效果和社会需求等多种因素进行权衡和比较，进行合理的制度建构。毫无疑问，笔者无意否定诉讼的价值和司法的功能，但社会的纠纷解决实践并不是仅由人的主观愿望和价值取向所能控制的。即使社会主流思潮高度崇尚诉讼与审判，对诉讼与审判在促进公共利益方面的作用寄予极高的期待（正如费斯教授那样[16]），但是司法资源短缺、制度能力以及诉讼程序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特点，仍会使这种期待落空。世界各国纷至沓来的“司法危机”不仅已然证明这一点，而且社会现实的解纷需求以及所有克服这种危机的努力，最终均导向多元化的目标。[17]在这个意义上，无论调解与和解有多少潜在的问题，其作用都不可替代，其不可遏止的发展无疑来源于社会的实践理性。不可否认，法院和法官在支持和参与调解中确有自身的利益和立场，但其为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做的积极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对此，研究者与其痛心疾首地指责或杞人忧天地忧虑，不如从真实的问题切入，根据事实分析原因和解决途径，为建构合理的制度、达到相对合理的结果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其次，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于诉讼率及其原因的分析无疑是重要和有益的，但是，由于我国法制和社会发展中的变动因素过于复杂，目前诉讼率和各种统计数据本身尚不具备准确衡量、判断法治现状和规律的功能。例如，当一些中心城市已经开始成功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分流部分诉讼、降低立案率的同时，一些欠发达地区的法院还在依靠诉讼案件获取资源、提升政绩；尽管各级政府开始扩大对民间调解的资源投入以分流诉讼，但各种新的立法和制度建构也在导致诉讼案由和类型持续增加（如交通事故赔偿、人事争议、物业纠纷等）；协商调解在理念上获得了正当性，但实际难度却在增大，同时《诉讼收费办法》又在通过降低小额诉讼成本的方式吸引此类纠纷进入法院，等等。同样，各地法院诉讼率的实际变动及原因乃至效果往往截然不同。因此，需要慎重对待各种数据，不宜轻易据此得出简单化的结论。[18]现有的经验性资料显示，就整体而言，我国当代社会理念及立法和制度建构的主流倾向与美国媒体与社会的反应相似，仍在执著地将法律的实施、纠纷解决和正义的实现主要寄托于正式的司法诉讼制度，社会和媒体在营造一种司法和诉讼万能的迷信的同时，也正在努力制造一种“诉讼爆炸”的神话，[19]纠纷解决机制则在向国家法律和司法大一统和单一化的目标努力，许多以往行之有效的非诉讼机制甚至被取消或弱化。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时候，对诉讼迷信和法律神话“除魅”以及在立法和制度建构中少走弯路应有所教益。
最后，今天在社会现实需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下，调解和非诉讼机制已日益得到社会和法学界的认同，评价机制和宣传角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然而，许多依据、论证和做法仍值得商榷。例如：（1）将“诉讼爆炸”视为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将司法诉讼的扩大作为权利保护和法律作用提高的标志，仅仅承认非诉讼机制在减轻法院压力和节约司法资源等“量”方面的作用，而对诉讼本身的局限以及调解的“质”的优越性则并未充分认同。（2）将调解协商寄托于“和为贵”和“厌讼”之类的传统文化或习惯之上，而无视现实社会生活中纠纷的多发性和高度对抗性，以及道德与自律的缺失。（3）将法律视为唯一正当的解纷依据，在推崇诉讼至上的同时，忽视民间机制和社会自治的作用，或者简单根据数量统计低估民间调解组织的作用和效益，或者试图以单一的法律化路径和制度化、标准化统合各种非诉讼解纷机制。（4）缺乏整体的理性建构，各种解纷程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无序竞争和市场争夺，忽视费用等激励机制的调节作用，缺少将公益性、营利性等多种性质和功能的解纷机制构建或统合为协调互补的多元化机制的整体思路和发展战略。
总之，从纠纷解决的视角审视，在立法决策、社会观念和制度设计方面，值得反思之处还有很多。今天，诉讼调解已得到复兴，但为什么我国调解与诉讼和解的比例远低于美国？历史经验和实践理性告诉我们，如欲使司法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望者，首先要减少社会公众在日常纠纷解决中对诉讼的依赖，理性的法治秩序最终不可能仅依靠诉讼与判决的维系，更需要社会的诚信、协商和自治。一味追求规范化、职业化、程序化，不仅会增加民间调解等非诉讼机制运作和发展的难度，降低其利用的便利（可接近性），而且也会戕害非正式制度自身的灵活性和协商优势。尽管应对诉讼压力，提高审判效率确实是法院推动调解的重要动因，但是调解有助于当事人未来利益最大化和良好社会效果则更是其正当性所在，如何调动当事人和社会的认同和呼应才是调解成功的根本。显而易见，无论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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