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垄断行业的经济性规制的同时，社会性规制领域的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产品质量、工作场所安全、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政府规制，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即使在自然垄断领域放松进入规制，引入竞争因素，也仍然保留了价格规制等多种规制制度，并以激励性规制方法对传统规制方法进行改良。放松规制的主要举措是：通过规制清理、废除不合理的规制，进行总量控制；对行政流程进行改造，简化行政程序，减少繁文缛节等。该阶段改革的目的是，降低社会承担的规制成本，减少各类行政腐败和降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但是，政府规制具有的不同性质决定了规制改革并不等于放松规制，根据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发展特点，有些规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于是，各国的改革逐步进入规制品质的改善阶段。
总之，从世界范围看，二战以来，行政权力软化已经成为行政过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25]行政权力的软化，主要表现为政府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学会了与受到不利影响的个人组织交换意见，就行政决定的具体内容进行妥协性的谈判。这种妥协性谈判的制度性平台是从司法程序中引入的听证程序。美国、日本、西班牙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通过行政程序立法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26]行政许可作为政府管制社会的一种手段，正是软化政府行政权力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它要求政府在作出是否同意许可申请的过程中，学会妥协性行使行政许可权。在行政许可决定之前，政府应当尽可能地多听听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在行政许可决定作出之后，无论是否准许申请，应给出另人信服的理由。政府在行政许可过程中是以理服人还是以力服人，基本上可以作为判断其是否能够善治的标准。
四、转型时期中国政府的规制改革
正如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彼得斯所说：“解除管制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换中国家需要目前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国家的政府中内部管制的色彩强烈。这些不仅抑制了创造力的发挥，而且在与人民打交道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我国从1949年以来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威权政治统制，把个人的自由收缩到了最低限度，窒息了是社会发展的活力，以至于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开始尝试恢复个人的自由，如公民种地的自由，结果是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土地上产生出来截然不同的效果，这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自由的力量。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社会的许多领域中仍然缺乏基本的自由，这就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松对社会的规制。
我国市场化进程起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与世界上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相比，我国面临着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即通常说的改革）和落后的农业社会向发达的工业社会转型。实际上，改革的本质是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约束条件，进而使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最后带来经济绩效的提升。在这个逻辑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政府应该在何种领域有所作为，在何种领域应该退出，让位于市场。
在市场机制自动调解功能失效的情况下，才可能需要政府与法院的介入，以使市场的内在功能得以恢复。可是，鉴于我国还处在市场化进程中，市场机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和法律系统的完善。理论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
我国的现实是，一方面市场机制还不成熟，可是政府并没有为这一机制的建立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加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政府干预了许多市场份内的事情，进而破坏了市场的内在机制。因此，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政府规制体制在我国还远远没有形成。
目前中国传统的规制模式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第一，过于信赖政府官僚机构在设计良好的规制措施方面的能力，不仅给国有企业的管理带来了不利的后果，而且还包括具体的规格好性能标准的行政成本和抑制创新问题。第二，社会性规制将会成为市场准入的门槛或者具有其他反竞争效应，也已经成为公认的观点。第三，规制制定者有时不能充分预见企业对可能不利于其经营目标实现的干预措施的行为反应。租房规制措施的出台所引发的出租房供应量的急剧减少，就是典型的例子。第四，出于政治上的需求，对于公共危险，经常要采取实用性强也通常是较为紧急的规制措施，因而阻碍了标准制定的“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式。
举已经颁布的《电力法》、《铁路法》和《邮政法》等行业法为例，由于立法的历史背景和立法思想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并没有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的目的、原则、程序、基本方针和规制机构的权限作出系统、明确的规定。在社会性规制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也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与社会性规制的广泛性、深入性不相适应。一些重要领域仅颁布了一种或极少数几种法规，尚未形成必要的法律体系。比如，除了《产品质量法》之外，尚未对某些重要产品制定专门的产品的产品质量法规。在不少法规中，没有明确执法机构的法律地位，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执法效果。此外，不少法律对严重违法者的处罚太轻，没有起到应有的法律威慑作用。[27]
政府规制是社会管理的必要手段，政府规制也是公共服务的制度基础。[28]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既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也是一个转轨的过程，“是一个规制的演进过程—从高度的规制（heavy-handed regulation）到轻度规制（light-handed regulation）过程”。因此政府规制理论对于分析我国政府现行体制改革及其效率，探讨公共事业单位的规制改革及其完善措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全球化背景的政府规制模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规制理论有利于指导我们正在进行的公用事业部门和自然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公用事业部门正处于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关键阶段，自然垄断行业也正在由行政性垄断向政企分开、引入竞争、提高效率转变。因此，在放松传统的行政性规制的同时，引入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要求的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