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认识。强化法官的公信力，调解制度是借助中立法官的公信力，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要牢固树立公平、公正、合法、自愿的现代调解理念，依法运用调解手段处理民事纠纷，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人民内部安定团结。
2、强化法律法规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法官的法制观念、大局观念和公仆意识，培养法官独立、中立、诚信品格，全面提高法官素质，真正树立起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3、审判人员要依法行使释明权。一般来讲，被害人到法院来要求赔偿首先是情绪比较激动，希望可以通过法院追回损失。其次就是对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标准、幅度等不了解。在诉讼调解中，越是让当事人清楚法律权利、义务，充分了解法律程序，越能够使他们把握庭审节奏，掌握一些诉讼技巧，与法官协调配合，快捷、有效地促成和解，定纷止争。
4、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全面提高调解效率和案件质量。要认真落实民事诉讼法关于处理民事案件“合法、及时”的有关规定，严格规范诉讼调解，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彻底解决个别案件久调不决、以拖压调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寻找调解的突破口。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不单纯是法院的审判工作，而是一项由方方面面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诉讼调解中，我们主张不但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要充分借助于纠纷当事人所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委会、亲属等各方面的力量，这些因素在诉讼调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往往能为诉讼调解的成功提供很大的帮助，重视对当事人单位、亲属等社会关系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案件背后的深层性矛盾，才能透过案件本身发现社会问题所在，从而找到调解工作的突破口。
5、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加大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力度。要在建立健全基层调解组织的同时，加大对调解员的培训指导力度，要强化调解措施，注重调解方式，讲究调解艺术，不要片面追求结案率，要多做调解工作，做到能调尽调，从根上化解矛盾，做到依法办案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6、建立完善司法救助基金制度也是缓解执行难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我国还没有建立对被害人的救助基金补偿制度，应通过立法建立司法救助基金制度，并将其纳入社会求助体系，并建立申请、审查、批准、发放机制，因犯罪导至被害人生活特困的，能够得到社会救助，保障被害人继续生存的条件，是社会应尽的责任，也是国家保护人权的体现，发放救助基金可以消除被害人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可喜的是，最近有报道全国首次成都9部门联合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防治判决成为白条，对此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舒缓和救济被害人的生活困境和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
7、加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精神层次的抚慰。我国现行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表明在刑事诉讼中只允许被害人就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最高法院于2000年12月4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中规定“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附带民事诉讼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被告人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仍有民事诉讼法的性质，只不过由于这种民事诉讼赔偿是由于犯罪引起的，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在民法规定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对于犯罪这种严重的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显然更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有尽快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刑、民立法割据，损害赔偿标准不统一的冲突和矛盾，使被害人通过不同途径进行诉讼获得相同的诉讼结果，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真正实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便、快捷的诉讼目的，切实全面保护受害者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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