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两大法系的理论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共同的规则和方法又可以相互借鉴。因此,目前我国在坚持意思主义的理论的前提下,在汲取大陆法系的有益的解释方法的基础上,不妨对英美法系的有关方法原则进行扬弃。特别是一些格式合同,如保险合同、海商合同等,一方处于优势地位,而另一方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我国可以借鉴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原则,如疑义利益解释原则、保险合同用语按通常意义解释原则、限制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以其字面含义严格进行解释、合理期待原则等,其目的是在法院在解释合同时有法可依,解决纠纷中实现利益的平衡和社会的和谐。
2、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化问题
许多学者在合同解释时对裁量权需要规范倾注了较大的关注,普遍认为应当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法官具备何种素质和水平才能拥有解释权,也就是解释权的授予对象;其次,法官进行解释的条件、方法、步骤和证据的采用等内容。
有学者认为这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自由裁量权只能授予素质标准高的审判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省高院),并实行法官资格制,对有资格的法官实行高薪终身制。[12][6]这似乎有道理,但其实难以操作,如,素质高低的标准如何划定?不具有合同解释权的法官在遇到合同纠纷需要对合同进行解释时,是否将案件移交有解释权的法官或在其解释后再判案?另外,对法官区别定级管理,不实行统一的组织管理制度,法院组织法时必会陷入混乱。在目前,最高法院加强了典型案件的汇编和公布工作,对各级法院在办理同类案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实,我国早在古代就有判例制度,而且判例法运行得较为有效。因此,以加强对司法过程的规范和约束,保证判例对合同解释的权威性和典型性,吸收英美法系判例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较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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