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遇到困难。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概括性，其假定、处理、制裁三个方面的区分并不完全，造成其惩罚性、制裁性不强，因此，宪法规范本身缺乏可诉性和可操作性。在这种情况下，宪法条文可能只起到“定性”或者“判断”作用，而无法为法官提供可行性的“裁量标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宪法司法化的局限性。为此，要真正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就不能不在充分考虑宪法规范逻辑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安排。
2.在公民基本权利适用宪法保障的情形下，由于宪法条文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不得不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在本案中对于原告齐某诉请赔偿的数额，以及诸被告之间的责任性质和具体的承担方式等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是由于法官素质、公民的权利意识以及各地的法治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在司法实践中滋生地方司法造法的现象，产生不同的保护措施，导致在我国统一的司法区域内，对同一权利产生不同的保护措施，对同一权利产生不同的保护力度。这种混乱局面必将影响宪法司法化的运作效果。
3.实行宪法司法化亟待解决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首先是我国一直没有违宪审查的传统，再加上我国法官的素质相对偏低，还不能达到自由地运用法律的地步。其次，在宪法司法化过程中，法官必然要对宪法进行解释，但是法官是否有权解释宪法?最高人民法院如果就有关的问题作出了司法解释，那么这种司法解释和全国人大对宪法作出的解释如何协调?两者关系怎样?最后，尽管推行宪法司法化的本意十分明确，但是如果不对宪法司法化的范围进行合理架构，那么就会导致宪法的滥诉现象。果真如此的话，宪法的根本大法地位就会降格。
总之，尽管宪法司法化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我们无法准确预见未来的种种情形，也难以保证迎对所有的困境，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批复毕竟为宪法司法化这一重大课题进行讨论提供了绝佳机会。社会各界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良好开端。在对宪法司法化进行广泛关注及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对如何架构以司法化为中心的违宪审查制度提出一个可行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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