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纪检、监察部门“联手”合作，先以“两规”或者“两指”措施对行为人进行控制，待案件基本查清后再对嫌疑人采取法定强制措施。从而使“两规”与“两指”实际上发挥着与法定强制措施并无二样的功能和作用。
四、改造径路——构建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
在那些法治程度较高的舀家里，由于人权保障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司法审查在强制：陪施的控制适用中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使得一些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适用往往成为一种例外。即使对那些因情况紧急已经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也一般都能获得保释，可以在其基本自由不被剥夺的状态下等候审判并为自己的辩护作准备。被决定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比率普遍较低。据美国联邦司法部统计，在美国1996年被逮捕并指控犯有联邦法上罪行的56982人中，经法院批准予以羁押的仅占34％，除此之外的被告人都被以具结或者保释的形式而获释放。英国自《1976年保释法》实施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比例大幅度下降，1990年一度降至10％，在其后的年份里，虽有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最高年份的2000年也只达到14％。
我国对于强制措施适用的控制，基本上是依赖于法定程序的规范作用，但立法上又曾未对程序违法的制裁作出明确规定。“与司法控制相比，法定程序只能施以形式上的静态控制，而在形式合法的外观下同样可以涵盖实质违法的行为，故此，法定程序的控制只能产生形式上的合法，而无法保证实质上的合法。”因此，借鉴有关法治国家已取得良好践行绩效的成熟经验，构建较为完整的司法审查制度，不仅是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一项明智之举，而且已成为法学理论界近乎一致的呼声。
然而，对于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到底应当如何构建，理论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有学者主张我国的检察机关也是法定的司法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有关逮捕措施的适用除法院决定的以外，都必须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这本身就是司法审查的体现，因此，目前所要做的不是建立这项制度，而是完善这项制度。另有学者主张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同时承担着侦查犯罪、控诉犯罪的职责，本质上属于追诉机构，由其进行审查，其公正、客观的监督立场难以维持。因此，应该有中立的第三方(即法院)介入其中，对整个诉讼活动包括逮捕等强制措施的适用进行司法审查，从而建议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建立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
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的检察机关确实属于宪法规定的司法机关，也对公安等侦查机关适用逮捕措施时进行审查批准，但这种批准与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之间尚存在差距，更不能据此认为我国法律中早已经确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因为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查制度，至少不应当将法院这一主体完全排除在外。况且，法律规定中也没有作出关于“司法审查”的明确或大致明确的表述。因此，今日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实际上还是一个确立的问题，并非修补完善。然而，正如其他法律制度的确立必须考虑我国自身对于社会基本制度的选择、法治传统以及法律运行模式一样，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也不能不顾及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以及诉讼构造而随心所欲。笔者从不反对在法律制度的创设过程中借鉴或移植一些其他国家效果良好的成功经验或成熟制度，以达到“他山之石”的攻玉效果，但极不赞成不顾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环境背景的差异而采取“拿来主义”。“南橘北枳”的先人悟语应当成为我们制度选择时予以牢记的心头警训。考虑到《宪法》将检察机关与法院并称为司法机关的现实体制，以及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宪法》规定，同时也照顾到由法院行使全部的司法审查权也将会难以承受，因此，可考虑在现行宪政体制下先由检察机关与法院分享司法审查权。就具体制度的设计而言，应在再修改后的《刑诉法》中至少包含以下规定：第一，除非常紧急的拘留可以事后获得批准外，在公安机关适用拘留和逮捕这两种强制措施前，应当得到检察机关的审查批准；第二、除非常紧急的拘留可以获得事后的批准外，检察机关适用拘留和逮捕措施前，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审查批准；第三，有关审查批准的程序应当以听证的方式来进行，以保证审批者在作出审批决定前能听取申请方与被申请方的意见。这样，既达到了确立司法审查的基本目的，也不致于明显地违反《宪法》的规定。因为“基于贯彻‘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方针，作为学术探讨，超越现行宪法及法律的规定，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是很正常的，也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国家的立法活动却不能超越宪法的规定，制定出与宪法相违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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