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个人特定的权利，即通常情况下首要是私人的利益。由于私人利益的这种支配地位，必须也连贯性地让私人自己决定，是否他想或者不想在法院前实现他的权利。”[9]民事纠纷的解决在还存在调解、仲裁等诉讼外的机制，这些机制与诉讼相比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比较优势，[10]考虑到这一点，就更有必要把是否提起诉讼的选择权交给当事人。
当事人不仅在是否利用诉讼机制上有充分的自由，在提起诉讼后，他们作为程序的主体仍然享有多方面的自由。为了确立和保障当事人的这种行动自由，法律赋予当事人许多诉讼权利，这些权利使当事人可以根据其需要和意愿自由地作出选择和决定。例如，作为原告一方的当事人可以决定向法院提出保护其权利的请求和决定请求的具体内容，可以变更或者撤回已提出的请求；作为被告一方的当事人既有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有权承认或者部分承认原告的请求；双方当事人还可以通过和解终结诉讼。当事人的自我责任正是建立在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基础之上的。
选择的自由也意味着选择的责任。自由与责任不可分，法律在赋予人们选择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求人们承受其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无论这种后果对其有利还是不利。“当人们被允许按照自己视为合适的方式行事的时候，他们也就必须被认为对其努力的结果负有责任。”[11]选择的自由伴随着责任的现象在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如果被告未在答辩期内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已受理诉讼的法院就会开始对案件的实体审理，对被告在答辩期届满后才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法院不再进行审查。如果被告选择不到庭参与诉讼，法院就要在被告缺席的状态下对纠纷进行审理，就会只听取原告一方的陈述，在审查原告一方提供的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后作出判决。不少国家的民事诉讼法还把被告不出庭拟制为被告承认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法院直接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12]被告就要承担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解所产生的不利后果。如果当事人由于收集某一证据的成本太高而决定不去收集，就要承担因举证不足可能带来的败诉后果。如果败诉的当事人虽然不满意法院的一审判决，但考虑到上诉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以及上诉后能否推翻原审裁判也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而选择放弃上诉，他就要承担一审判决生效的后果。这些都体现了当事人须对其行为的消极后果承担责任。
（二）自我责任与裁判事实的建构性
法院在裁判中认定的事实是通过诉讼程序构建的事实。诉讼中的案件事实可以从三个层面去分析：其一是诉讼前发生的纠纷事实。这一事实客观存在，其存在样态既不依赖于诉讼当事人，又不依赖于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其二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要由双方当事人引入诉讼，原告与被告首先要在起诉状和答辩状中陈述案件事实，然后还要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再次向法庭陈述案件事实。其三是法院在审理后认定的案件事实。法院认定的事实是经过程序确认的事实，只有这一事实才是裁判的基础。
裁判中的事实构建虽然最终取决于法院的认定，但这一构建活动首先是由当事人进行的。当事人的行为对如何构建裁判事实关系重大，它既会影响法院进行事实调查的方向和内容，也可能影响最终的裁判结果。诉讼实务中常见的借贷纠纷即可说明此问题。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偿还10万元借款，并提供声称是被告亲笔书写的一张借据作为证据。对于原告的起诉，如果被告否认借款的事实并同时否认借据为自己所写，法院就要通过核对笔迹、鉴定等方式调查借据的真实性。相反，如果被告承认借据确为本人所写，但否认曾向原告借款，而是主张这笔所谓的借款其实是原告向其索要的“分手费”或者主张借据是在原告的胁迫下所写的，此时法院需要查明是否存在索要“分手费”或者胁迫的事实。[13]而假如被告在答辩时承认借款的事实，但同时主张该笔借款已经偿还，法院就不必再对借款事实是否存在进行调查，只须调查该笔债务是否已经清偿。可见，被告在答辩时的陈述不同，法院调查事实的方向就不同，针对某一事实是否需要启动证明程序也不同。不仅如此，被告在答辩时陈述的不同还会影响到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被告否认借据是自己所写的情况下，原告要对其主张的借据为被告所写承担证明责任。而在被告承认借据为本人所写，但主张实际上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则要由被告对其主张的索要“分手费”或者存在胁迫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在被告承认借款事实但主张已经偿还的情况下，同样由被告承担证明债务已经清偿的责任。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证明责任承担的情形不同，胜诉与败诉的判决结果也会不同。
在分析当事人对裁判事实构建所起的作用时，一定会涉及当事人的举证活动。由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主要来源于当事人，当事人在诉讼前的民事交往中是否注意留下证据、保存证据，纠纷发生时或发生后是否细心收集证据，在诉讼中是否积极提供证据，自然会最终影响到事实的构建。

（三）自我责任与“对抗与判定”的程序结构
王亚新教授在研究日本民事诉讼制度时，将日本民事诉讼的结构概括为“对抗与判定”。[14]虽然这一结论是通过分析日本民事诉讼制度得出的，但对于现代各国的民事诉讼来说，这一结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不仅西方国家的民事诉讼制度采用这一基本结构，审判方式改革后的我国民事诉讼也采用这一结构。
对抗意味着双方当事人通过请求、抗辩、主张、否认、异议、举证、质证、辩论等活动，把与纠纷有关的事实和证据引入诉讼，从而使作为裁判者的法官能够对存在争议的案件事实形成心证，进而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适用相关的实体法作出支持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在这一程序结构中，尽管最终的裁判是由法官作出的，给人以法官应当对裁判结果负责的印象，但实际上，只要法官严格遵循诉讼程序对案件进行了公正的审理，真正决定胜诉还是败诉的主要是当事人。法官的判断是建立在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基础上的，正是当事人提出的请求与抗辩、主张的作为请求与抗辩依据的事实、提供的证据资料、当事人在质证和辩论中的表现，促使法官形成对原告有利或者不利的心证，作出支持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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