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寻找体系地位而作出努力呢？第三种观点以刑事责任理论作为主线，意在将责任改造成为“支撑刑法之树的主干”⑺。若以此推导，犯罪成立则等同于刑事责任确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亦等同于排除刑事责任事由，以此类推进行体系构建，只不过是在传统刑法体系的基础上生搬硬套地赋予了“责任”的意蕴，到头来刑事责任仍然缺乏理论上的独立品格。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刑事责任理论必须具有独立的评价范畴，必须与犯罪论与刑罚论进行合理界分，才能具有理论上的独立品格，从而在刑法体系中确定应有的地位。

二、刑事责任论的新解读：规制刑罚权的合理发动

如果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对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的角度，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他就应当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可以看做是责任的本质。在关于刑事责任的学说中，无论是道义责任论，还是社会责任论，都是从这个角度作为研究起点的。
在道义责任论中，以哲学上的“非决定论”为根据，将刑事责任的基础求诸于行为人的自由意志之中，以人的意志自由作为非难的前提。主张凡达到一定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有自由意志，并决定自己的行为，故行为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关于对道义责任论的评价，日本学者曾根威彦认为，道义责任论是将国家作为责任判断的主体，从“有责任就有刑罚”的积极角度出发理解责任主义，这样就容易发生以刑罚方式强迫责任判断的对象即个人接受国家道义的危险，但他又同时认为按照道义责任论，国家动用刑罚权介入社会生活这种行为本身必须以不得违反伦理道德为限，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限制国家刑罚权行使的意义在内。⑻
与道义责任论相反的是社会责任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社会目的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理论，它以实证主义决定论为哲学根据，否定意志自由，从个人应为全体（社会共同体）而存在的社会本位立场，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实证学派责任理论，这就是社会责任论。⑼牧野英一教授曾对刑事责任作过以下精辟论述，他认为刑事责任之根本，不在于犯罪人的行为，而在于犯人的性格。刑法并非对于已经发生的实害和危害者，而系对于反复侵害的盖然性者，因此，责任之基本及其轻重，必须依其有反复犯行之虞（即恶性）之如何决定之。换言之，必须依据其对于社会的危险性之如何而予决定。⑽
在关于责任本质的问题上，目前国外学者普遍采用规范责任论。规范责任论不是从心理上或物质基础上理解刑事责任的根据，或者简单地从道义上或者政治上对责任的标准进行评价，而是从对行为的规范性认识的角度进行解释，主张在故意、过失以及责任能力之外，要求具有所谓的“非难可能性”，即期待可能性。按照规范责任论，刑事责任的根据并非单纯的心理事实，还必须包含非难的要素，如果缺乏这种可能性，即便实施了危害行为，也不应受到非难和谴责，相反的，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行为人能够避免实施危害行为却作出相反的意志决定而实施了这种行为，就具备了非难和谴责的充足条件。从对行为人主观予以非难的角度来看，规范责任论和期待可能性论在内容上是相同的。
从上述学说中，我们可以发现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是从行为人对国家应否承担以及如何承担责任的角度出发，为国家动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人提供了合理解释，但是若单纯以这两种理论对刑事责任进行解释也存在一些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形。以道义责任论为例，行为人是否存在意志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假定，况且由于行为时所存在的各种客观情况，行为人也可能存在自由意志支配所不能及的场合，在这种情况下，若坚持对行为人追究责任，则显然违背法律目的以及公众认识。而在社会责任论中，由于完全建立在社会防卫目的的前提之下，刑事责任完全取决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这显然又与日益获得重视的人权保障的国际趋势背道而驰。相比之下，规范责任论的立论基础则与以上两种学说有所区别。以期待可能性为核心的规范责任论主张在具体情况下对具体人的具体行为进行分析，不仅要求行为人在道义上应当受到谴责，同时从人身危险性处罚，强调行为人没有期待可能性的不承担责任，它是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的结合或折中，但值得注意的是，规范责任论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犯罪人因自己的行为对国家应当承担的责任，更在于从保障人权的立场出发，通过责任理论限制国家刑罚权发动，确保刑罚权发动的合目的性。
在此，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或确立的一个基本立场是，为什么需要合理限制国家刑罚权发动呢？按常理，如果对某一种社会治理手段需要进行合理限制的话，则表明这一手段在发挥功用的同时，若实施不当就极有可能产生负作用，那么，作为国家权力组成部分之一的刑罚权在发动后是否会产生负作用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李斯特在一百多年前即指出，刑罚犹如双刃剑，用之得当，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利；用之不当，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这表明刑罚的适用并不当然产生有利于社会、个人的结果，由于刑罚是以惩罚作为手段，势必会对受刑者的权益造成损害，同时刑罚又具有难以纠错的特点，因而从刑罚适用的历史来看，很难完全避免错案的发生。
刑罚是以惩罚犯罪人来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因此，通常认为刑罚的价值在于保护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秩序两方面。从保护自由方面来看，国家通过适用刑法对某一类行为加以惩罚，限制和剥夺犯罪人的自由来保护其他公民的自由，同时，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将国家刑罚权的发动限制在由民意代表机关通过的刑法规定范围内，同样也实现了对犯罪人自由的保障。从维护秩序方面来看，与其他法律手段一样，刑罚是通过对人的行为限制、禁止和惩罚来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与其他法律手段不同，刑罚具有最后手段性，只有当其他法律手段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时，才能动用刑罚。换言之，在其他法律手段足以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时，刑罚的动用就不具有合理性。诚如有学者所言，刑罚权发动合理性的内核在于刑罚的自由价值、秩序价值及其协调和平衡。⑾然而，如果没有必要的规制措施和手段，那么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好的设想而已。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不论是在宏观层面制定刑事法律或刑事政策时，还是在微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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