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的适用对象含请求权和形成权，而诉讼时效期间的适用对象为请求权； 其三，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不消灭权利本身，质量异议期间届满则消灭权利本身； 其四，于质量异议期间内买受人向出卖人主张，转换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进行； 若为诉讼时效期间则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其五，质量异议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延长，与诉讼时效期间不同。其六，质量异议期间的起算点，在该期间为当事人约定的期间场合，自约定的第一天开始起算； 在无约定场合，自能够检验货物时起算( 第 157 条) ，或者说自发现或应当发现标的物存在瑕疵时起算( 第 158 条第 2 款前段) ； 若有质量保证期，自规定的质量保证期的第一天起算( 第158 条第 2 款后段) 。诉讼时效期间一般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19]当然，质量异议期也不同于除斥期间，而应为权利失效期间。[20]

( 3) 救济方式不同。违约责任的方式，在我国法上为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等 ( 第 107条、第 112 条、第114 条等) ，在通说上，不包括解除合同、代物清偿。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救济方法，按照《合同法》第111 条的规定，有修理、重作、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报酬等违约责任。
此处所谓 等违约责任 ，包含赔偿损失或曰损害赔偿。
其中，退货，一般为解除合同，有时转为更换，有时转为重作，个别情况下可以转换为代物清偿； 为了把退货同修理、更换、重作相区别，所以不宜将它解释为含有更换、重作的类型。退货为解除合同场合以存在着解除的意思表示甚至是 反对合同 的成立并生效为必要，或者说把《合同法》第111 条和当事人的约定、《合同法》第94 条等有关解除、终止的规定结合起来适用； 如果退货时没有解除的意思表示、反对合同 ，或者说把《合同法》第 111 条和第 110 条的规定结合起来适用，那么，退货就不是解除合同，请求支付价款的权利和支付价款的义务继续存续。[21]
还需说明，退货，在既不属于解除合同，也不属于修理、更换、重作的背景下，为代物清偿。其实施不在于填补守约方因违约行为所致损害，而在于减少乃至避免守约方的损失，可见不同于损害赔偿、支付违约金。它与合同解除在取消既有交易这点上相同，但合同解除是不但取消既有交易，而且不建立新的交易关系，而代物清偿是以另一种形式的交易取代既有交易。有时在满足守约方的合同动机上甚至与既有交易相一致。例如，守约方的合同目的仅是买一盘包子以填饱肚子，并不在意是狗不理包子还是开封灌汤包，只是在缔约时点了狗不理包子。现在出卖人以开封灌汤包代替狗不理包子，买受人同意，可以说买受人因代物清偿而实现了合同动机。[22]
减少价款，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项法律制度。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事实的减少价款，有时属于赔偿损失的一种表现形式，有时则否。
减少价款，就法律将其作为瑕疵救济方式的初衷观察，乃着眼于物有所值、按质论价、给付与对待给付间的均衡的产物，而非填补违约行为给买受人造成的损害的制度。在这种意义上，减少价款不属于违约损害赔偿的方式。
但从另外的角度讲，即减少价款系填补买受人因买卖物有瑕疵却多支付了价款而遭受，尤其是在买受人有这样的法律意识的情况下，减少价款属于损害赔偿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个案中，有时是损害赔偿的全部，有时是损害赔偿的部分。持这种观点的，例如，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赋予买受人的减价权，作为了基于部分违约请求赔偿的替代方式。[23]在这种情况下，减价数额的计算和确定实际上成为了损害赔偿额的一种计算方法。星野英一教授认为，减少价金与损害赔偿没有实质上的不同。[24]
应当指出，从填补买受人的损失角度观察，将减少价款视为损害赔偿，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但也应当注意到，减少价款毕竟是按照物有所值的规则行事，不受与有过失、损益同销等规则的限制，可以与违约金并罚，即使该违约金系赔偿性违约金，也不存在着障碍。
合同解除，在采取债务不履行说而非法定责任说的背景下，是将违约造成的损失降到最小程度的救济措施，大多没有填补违约行为所致损害的功能。合同解除是既有交易的反动。[25]
( 4) 构成要件不同。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成立，必须是买受人在质量异议期间主张买卖物存在瑕疵，逾此期间，买受人主张与否，物的瑕疵担保责任都不成立； 而违约责任则无此类要件。
既然两种救济方式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在不同的案件中，债权人选择不同的救济方式获得的利益大小不等，承认竞合大有裨益。



注释:
[1] 王利明： 《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的界分》[j] ，《中国法学》2011 年第3 期，第 108 页。
[2] [德] 冯 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上卷) [m] ，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525 页。
[3][德] 冯 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 上卷) [m] ，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1 页。
[4][1932] a . c. 562，[1932] all . e. r 1 ，hl.
[5][1964] a . c. 465，[1963] all . e. r. 575 .
[6]李昊： 《纯粹经济上损失赔偿制度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38 页。
[7]同前注[6] ，第 56 页。
[8]参见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1 册) [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378 页。
[9]同前注[8] ，第 386 页
[10]参见崔建远： 《民事责任三论》[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 年第 4 期，第18 页。
[11]崔建远： 《论违约的精神损害赔偿》[j]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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