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地位。杨幼炯，见前注{22}，页313。
[41]比如，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教授即认为，1918-1920年和1922-1923年是中国宪政的两次良机，但由于政治精英内部的派系主义矛盾，最终归于失败。andrew j. nathan, peking politics, 1918 -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p. 2.
[42]吴宗慈，见前注{1}（前编），页49。
[43]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
[44]早在民国时期学者在总结制宪失败教训时就曾指出，“然因当时立法者多偏于私利私见，致使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论，一变为国会多数党对少数党及袁世凯个人之争斗，立国根本大法之规定，不以适合国民一般之需求为前提，徒以迎合个人意旨。”杨幼炯，见前注{22}，页4。
[45]严泉，见前注{7}，页120-121。
[46]原国民党在国会恢复后重组为“宪法商榷会”，内分“客庐”、“丙辰俱乐部”和“韬园”三派。但很快宪法商榷会再次分裂为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和民友社四派。原国民党的力量分散，已经无法团结起来与研究系相抗衡。谢振民，见前注{28}，页122。
[47]张继才，见前注{25}。
[48]孙中山1921年在广州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宣言时，也明确支持省宪运动。李秀清，见前注{24} 。
[49]1922年恢复军政府后，陈炯明提出放弃护法，支持联省自治，首先巩固广东自治，进而再图联治。但孙中山对于陈的主张不以为然，主张继续北伐，最终导致陈的“叛变”。李剑农，见前注{35},页505 -511。
[50]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版，页13。
[51]在张朋园看来，梁启超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变化，可以用一个“w”来形容；即由早年的分权转向民国初期的中央集权，再到晚年重新支持联省自治，最终又归于对联邦制的失望。同上注，页204-212。
[52]《宪法审议会第47次会议录》，《宪法会议公报》第52册，载李贵连主编：《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第十二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页283-285
[53]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100-107。
[54]军阀政治与议会政治的相同逻辑，参见edward a. mccord, the power of the gun :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p. 310
[55]在霍布斯看来，“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走出战争状态的唯一途径就是构建一个为全部人共同接受的最高权威，即伟大的利维坦。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56]正如陈志让指出的，“从内政方面来看，军阀时期主导政治目的是统一。统一于君主立宪或统一于民主立宪。以武力或以和平方式统一，那是其次的问题。无论如何，中国必须统一，由统一才能使国富兵强。那是多数关心国事的人的希望。”参见陈志让，见前注{53}，页100。
[57]谢振民，见前注{28}，页177。
[58]方惠芳，见前注{3}，页185-186。
[59]参见张国福：《民国宪法史》，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页194。
[60]中共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页37
[61]“不值批评的批评”，《努力周报》，第74期，转引自方惠芳，见前注{3}，页184 - 185 。
[62]实际上，当时既有一部分议员认为“曹氏既无袁、段之凶，又无袁、段之才，将其推为总统，或有利于国会实施对政府的监督”。参见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段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杨天宏：“走向衰亡的民初国会”，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3]1923年7月，国会移沪筹备处正式发出通告，发给议员旅费及生活费。此项巨款由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卢永祥筹办，并吸引了大批议员南下。当时就有人公开讥讽南下议员与留京议员只有“程度上的分别”。参见王育楚：“曹锟贿选概述”，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页42。
[64]南迁国会的失败实际上源于反直三角的分裂。提供财力支持的奉、皖两派均各有盘算，皖系打算拥戴段为总统，不愿黎元洪南下。而奉系见共同讨伐直系的计划迟迟难以落实，对黎元洪和南下议员的态度也渐渐冷淡，南迁国会也最终无果而终。参见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中华书局2007年版，页313。
[65]在1924年曹馄政府倒台后，段祺瑞执政府曾经有过短暂的制宪，但因为段氏重新整合北洋的努力失败，制宪不到一年即被归于无效，也意味着北洋军阀基本丧失了统一中国的可能。杨天宏：“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载杨天宏：《政党建置与民国政制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页211-231。
[66]“在大本营军政会议的发言”，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10-11。
[67]（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160 -194 。
[68]（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页490。
[69]在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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