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中，军队是最具有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团体之一；各国的现代化也往往从军队的现代化发端。参见徐勇，《近代中国军政关系与“军阀”话语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页307。
[70]派系以人事关系为基础，人事关系网以领袖为中心。领袖失去了施恩的能力，下台或死亡，派系就会瓦解。派系政治的意见分歧，常常为交换关系、私人关系而加深，造成派系的分裂及派系联盟变幻无常的状态。参见陈志让，见前注{53},页107 。
[71]李剑农，见前注{35}，页537。
[72]军阀组织是势力均衡的囚徒。军阀政治必然是一种分裂的政治，政权分裂是军阀政治的必然结果。参见孔凡义：《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236。
[73]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被认为是北洋军阀失去政治合法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直系军阀一直以来被视作具有统一能力的政治集团。但在直系战败之后，“北洋内部对于一个有力军人可武力统一中国的信心基本丧失”。不仅是统一全国，即使统一北洋自身，也是可望不可及。此后，北京政府完全失去了实际的统驭能力和正当性，从而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211。
[74]（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291。
[75]罗志田，见前注{73} 。
[76]党军体制的确立是国民党引入苏俄“赤军”制度的结果。长期以来，孙中山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革命党控制的同时不为武力所反噬的武装。当孙中山开始师法苏俄时，红军首先成为了学习的对象。与传统军队相比，党军的优点即在于严密的组织性和浓烈的意识形态信仰。徐勇，见前注{69}，页342-389。
[77]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页531。
[78]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尽管国民党最初确立了以党建国的路线，但在蒋介石代表的军权崛起之后，党实际上丧失了对于军权的控制，重新走上了军阀政治的老路。而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共产党更好地处理了党军关系问题，也成功实现了党组对于社会基层的渗透。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与统一主权国家的努力，恰恰是对于国民党原初建国道路的继承与超越。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页404 -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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