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强征农民房屋和土地，将农民由企业法》，也没有说发展乡镇企业这个类似今天的所谓“工业化”与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有什么关系。还有，2010年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专门加上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样时下很流行的提法，但就是没有提农业的现代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上述诸多法律，用今天的眼光看，已经完全涉及所谓工业化、城镇化、城乡统筹等事项，都可以说与实现农业现代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搞这些“化”本身就是在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但是，法律对此只字未提，为什么呢？笔者以为，这决不是立法机关的疏忽，更不是立法机关无视宪法的规定甚或不愿去推动农业的现代化，这只能说明，在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子还并不清晰。宪法的规定是一个很高的目标，要在法律中确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和目标，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相关法律中涉及的所谓工业化、城镇化、城乡统筹、基层民主等事项，与农业的现代化都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把这些事项当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措施和手段。

就笔者查阅所及，目前为止，只有1993年制定的《农业技术推广法》提到了农业现代化。这部法律的第一条规定，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促使农业科研成果和农业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目的是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规定清楚地说明，迄今为止，立法机关不仅重视农业的现代化，而且认准了一条：推广农业技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至于其他那些类似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东西，立法机关恐怕还没有认为其与农业现代化有什么必然联系。

不仅是法律对宪法的表述缺乏系统的规定，即使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迄今似乎也没有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一个完整的概念和实现的路径。lOcAlhosT[7]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坦承：“积极探索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8]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格局”。[9]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10]但是，这些提法并没有揭示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而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显然也不能说明就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

2006年胡锦涛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的讲话中揭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就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11]具体做法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12]但是，这个目标和做法也都不能说就可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紧接着，温家宝在《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把握好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推进的城镇化，是能够带动农村发展的城镇化；我们建设的新农村，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应当是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过程”，“是农民更多地参与经济建设、分享发展成果的过程”。[13]这里虽然揭示了新农村与城镇化的辩证关系，但是，新农村与农业的现代化毕竟是内容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使是城镇化带动的新农村，也未必是实现了现代化的新农村。

温家宝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14]这个表述与前述江苏省省长有关“三化同步”的说法类似。单纯地看，这个表述并没有直接表明，搞工业化、城镇化就是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或者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措施，但在地方政府的实践中，是极易引起这样错误的理解和认识的。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继续沿用了温家宝的上述提法，但并没有揭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要素，而是在第五章用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标题，并在此章下用“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四个小节的标题。[15]这里没有将所谓工业化和城镇化列为一节，不然又可能引起对这“二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关系的曲解力”。[16]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对推进城镇化的表述用了“积极”二字，但同时又要求“稳妥”，并不是一些地方政府用的“加快”，重要的是，这里没有将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联系起来。但是，要求构建城市布局、增强城镇承载能力、将农业人口转移为城镇居民的提法，在地方政府那里，是极易演变成营造城市、强行将农民赶上楼的。

以上的情况表明，对宪法确立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无论从法律还是政策或者其他方面，我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目标认识，没有提出一套稳定的、能够行之久远的措施体系。而现在各级地方政府轰轰烈烈地打造的工业化、城镇化，本不应当与农业现代化发生多少必然的联系，却是以直接牺牲农民和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其危及广大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长远发展，危及农业现代化这一宪法根本性任务的实现。

这里要顺带提出的一个严峻问题是，在所谓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究竟应当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样的作用？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要素发展的自然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完全可以由政府主观推进甚至头脑发热时随意捏拿打造的社会形态呢？在所谓工业化、城镇化的热潮中，政府又如何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做到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呢？可以肯定地说，在宪法确定的农业现代化的任务还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各级党委和政府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用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去搞什么工业化、城镇化的，否则就涉及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的违宪问题。

现在的各种做法已经令人忧虑。所谓工业化，在很多地方实际就是先招商引资，再大面积占用农村宝贵的耕地来建各种工厂企业，甚至搞那些高污染的企业。所谓城镇化，大抵就是由政府主导，征收耕地人为地建一座座城镇，将大批农民拆迁后赶来集中居住。所谓农业现代化，在很多地方实际就是把分散居住的农民赶走，搞一些所谓“万亩良田”之类的规模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