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防止限制行政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益。第四，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美国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人主义，人权意识和观念很强。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和制约着目标模式的选择，但这些因素的合力皆偏向了控权模式，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对社会的服务。

（二）行政程序法之目标模式——服务模式（以奥地利为例）
奥地利是行政程序立法较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早在1925年6月，奥地利国会就通过了《行政执行法》、《行政处罚法》、《普通行政程序法》、和《行政程序法施行法》。这4部法律奠定了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的服务模式。奥地利目标模式之选择，亦由其诸多因素来共同影响和决定的。比如说有以下方面：第一，程序价值观的影响。奥地利属于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历来很重视实体法而轻视程序法，把实体法应用于管理社会、服务社会之中，而程序法被视为实体法实现其目标和介值的工具，具有从属性。常更多关注于结果、实体上的正义实现，努力追求效率的提高。第二，以行政行为为核心，将行政法视为行政权力运行规则的行政法观念的影响。第三，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倾向于传统的集体主义思想，习惯于依照一些事先已经拟制好的规则行事。总之，奥地利选择服务模式与该国所存在的各种因素有关。

三、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之选择——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

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选择上，应力求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出发，一是考虑行政机关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防止权力无限扩张；二是考虑行政程序的完备；三是考虑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四是兼顾国家利益的实现，最终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目标奋进，因而我国行政程序法科学的目标模式应是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突出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人民权利的维护、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服务，三者之间不能顾此失彼，应并重发展，科学发展，科学立法。
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都从不同的角度上体现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这在我国是有现实的土壤基础的，且理论上是确实可行的。
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我国行政程序法发展的必然，这一模式和我国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促成了中国这个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新的起点，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与许多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各个方面皆有“赶超”的特点。在法治和法律体系的建设方面也不例外。可见，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具有一定规模和优越性的，但也指出未来实质意义的法律体系的建设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于是，在今后将要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更需要有一种高瞻远瞩。在目标模式的确立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是我们目前境遇下的理想殿堂，但又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和趋势。毕竟在中国当下，人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民主政治化的发展，并重模式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必然选择。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人民对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要求日增不减，人民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要求政务公开、民主监督呈现上升趋势，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应该落到实处，这就要求我们更科学地运用法律的手段控制行政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突发和高发的时期，人民处于弱势状态，因此对人民权利的维护必不可少。最后，我国改革就是为了发展，发展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作为支撑，作政策指导，作法律导向，这就离不开政府的服务，因此，总的来说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显得更为符合中国转型时期的立法的诉求，也更符合我国在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必然选择。

四、结语

在我国，控权模式、维权模式和服务模式并重的这一模式看起来具有一定的理想性，但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行政机关权力的控制、人民权利的维护、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服务是现实的，不容我们否认，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某一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目标选择、价值选择，因而在这一并重模式中偏重一某一种模式是有可能的，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此而完全脱节，这要求立法者自身具备较高水准的辩证的理性的思考力，在立法的过程中，不仅要着眼于现在，注重现实，更要明查将来，把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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