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税的取消在促使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调整趋于理性化的同时，因土地纠纷引发的人地相争矛盾将显得日益突出。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生产的自主权和迁徙的自由权，农民从对集体和土地的人身依附中彻底解脱出来。特别是使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农民打工潮的出现，带来了农村劳动力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的选择和跨地区的流动。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单一农业集体就业之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农村改革开放中发生了第一次重大改变。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已不使农民唯一的选择和唯一的经济来源，由单一的农业就业方式向农业为主，多、工、副业就业等多领域全方位发展。这一次调整，是在因地因人制宜的基础上上渐进有序的的开展，是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农村“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压抑二十多年后的一次大暴发。农业结构多元化发展，农村劳动力多途径就业，不仅解决了粮食供给短缺的问题，而且带来了农民收入的显著增加,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根本性变革。但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乡镇企业的效益的滑坡和农业比较效益的降低，农民收入水平急剧下降，部分地区的农民收入出现负增长的同时，农村滥收费也变得日益猖獗，导致农民负担有增无减，农民不堪重负。农村土地一度成为农民无法甩掉的累赘和无法承受的负担枷锁，低价甚至贴本请人耕种现象比比皆是。致使大量的农村土地出现粗放经营，甚至被抛荒，农业效益再次步入低谷，农村劳动力，特别是一些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逐步离开农村和祖祖辈辈生养的土地，剩下的劳动力也大多为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LocAlHOst土地的闲置，负担的枷锁和农村知识青年的出走，使农村再一次跌入贫困的泥团无法自拔，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再一次发生调整。这次调整，是在农民无法承受日益沉重的农民负担的背景下被迫进行的调整，大批农村劳动力离乡背井，游离于城乡之间，是一种无序和盲目的流动。高危险、差环境、低报酬和无劳保是当代农民工的的真实写照，带来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而从本世纪初开始，三农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逐步加大了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实施，逐步从源头上抑制了农民不合理负担上升的趋势，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好转。尤其是从2004年开始的两个“中央一号文件”和“两项减免三项补贴”政策的出台，使农产品价格稳中有升，农民生产成本降中有减，农业比较效益开始回升，农村土地开始增值。土地再一次成为农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和乡村干部棘手的难点问题。只是这一次与上世纪末的情形决然相反，那一时期，土地是不仅不能给土地承包权的拥有者带来经济上的利益，相反，因过重的负担，成为农民致富的绊脚石和农民急于脱手的包袱。农户是说好话转包；乡村干部贴资金求农民耕种。为的是土地尽量不抛荒或少抛荒，为的是国家的皇粮国税和乡村提留不短收或缺口不留得太大。而现在土地升值后，原来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城农民工开始大批回乡，要求转包户和乡村干部返回原承包的土地；没有赶上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农户，则根据国家现行的农村常驻人口，人人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农村政策向乡村干部施压，要求重新调整土地；而目前占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也根据国家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极力反对重新调整农村土地。加之当时农村土地大量抛荒时，一是农户间的土地转让极不规范。多半是口头协议，既无文字依据，也无时间界定和退还的约定。跨田块、跨村组、甚至跨乡镇转包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当时的农村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多流于形式，这为目前农村土地纠纷的调解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二是现在的承租户在当时转租土地时，不仅承担了原承包户各种沉重的税费负担及大量的农村劳务负担，而且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对转租的土地进行改造升级，由原来的低产田变成了现在的高产、精产田，退出转包田后，原有的投资由谁承担？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其三乡村干部为了积极响应上级组织的号召，在当时土地不值钱的情况下，大规模的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的集中转包，培植了不少种田大户和农庄经营大户,而且在实行农村土地集约化流转过程中，这些大包户和农庄主取得这些土地的使用权时，不仅权属合同规范，有文字依据，而且承包期一般多在十年左右，有的甚至是二十年、三十年，或更长承包期。同时这些承包大户和农庄主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土地品质的改造，产业结构的调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购置大量的不动产，如房屋、农机具及种子、种苗、肥料等相关的农用生产资料。若要强行收回这些种田大户和农庄主承包的土地，一方面是违反了合同法，从法理上行不通。另一方面是巨大的投入由谁来承担？将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要原承包户独自承担，他自然无力，也不会同意；要村集体承担，其他农户不会同意，村集体在目前这种财力窘困的情况下，连基本运转都存在困难，更不说有能力和资金来解决这庞大的天文投入数目。因此，人多地少的矛盾，退与不退的矛盾，调与不调的矛盾，资金补偿与资金缺乏的矛盾，将伴随着农业税取消的全过程，并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成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和影响着农村社会稳定的不确定的因素。在某地调查发现，今年前三个月，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农村社会治安案件占去年一整年的30%左右，百人围堵冲击县、乡办公机关的6余次；因土地纠纷被打伤的有10多人，其中有2个村支部书记伤势严重，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当然，随着农业税取消农民负担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格局也将再一次的面临调整，并且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将趋于规范合理化。一是人均土地面积不足的农户，可以在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权的同时，将土地的承包使用权通过土地市场流动，在转让使用权中获取更大的土地增值利润，并通过闲置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来增加更多的家庭收入。二是大批外出打工的农民将陆续返乡，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层次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将随着农业比较效益的逐步回升而开始的回流，这也将会改善农村现有劳动力年龄老化、文化层次低、多妇幼老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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