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笔者认为，既然村委会是依照《宪法》及相关法律设立的，其当然就适用第一种情况，即从成立那天起就自动取得法人资格，性质类似于准机关法人。法人的重要表征是能独立承担责任，村委会亦毫不例外。那么，村委会究竟以什么资产来承担责任呢？客观地讲，尽管各地采取了许多举措化解债务，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债务多的村往往位于中西部，而中西部省份，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其根本无财产可用来拍卖偿债，即使有一些“四荒”地，也是无人问津。而依据《宪法》、《土地承包法》等法规的规定，对自然条件、交通区位相对优越的农田，在农民不愿意的情况下，村委会又无权组织流转，这样就使得村委会没有收入用于偿债。既然村委会是资不抵债了，能不能将其“破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村委会是一个自治组织，但其在一定意义上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充当着“准政府”角色。如果将其“破产”，那政府的许多目标将无法实现，同时还有可能使农村的管理陷入无序的状态。既然如此，村委会在化解债务中究竟应该怎样履行职责呢？概而言之，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依法清收问题债权。村级组织负有大量债务，同时其对外一般也享有一定的债权。这些债权通过经济、行政的手段难以顺利回收，因而被称之为问题债权。问题债权回收力度越大，数额愈高，不良债务的偿还就越充分。二是协助有关部门，对现有债务进行清理，以剔除违规债务。这包括两块：（一）审视高利贷和计算复利及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另外还指出：债权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只返还本金。同时，《合同法》第20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按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对业已结算转本的利息，首先剔除超标准计算的利息，然后剔除息转本重复计算的利息，用于冲减本金。对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债务应按实际借款的数额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利息计算。村委会在这个方面有大量工作可做。（二）对相关债务的真实性，包括凭证、发票的合法有效性予以审查，避免弄虚作假情况的发生。由于村干部变动频繁，财会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加之时间久远，财务监管不力，往来结算手续不清等原因，导致一些村债务，干部说不准、帐上算不明、债主弄不清，有的甚至是糊涂官打糊涂百姓，不仅虚增了数额，而且出现了虚报冒领等情况。因此，村委会有必要配合、协助村民主理财小组及相关部门对此进行清查。三是避免新债务的发生，村委会一方面要化解存量债务，即现实债务，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产生增量债务，即或有债务。如果存量债务化解了，新的债务又产生了，“按下葫芦浮起瓢”，那债务的化解终究是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可以肯定的是，村委会在这个方面将可以发挥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农民有没有义务
有学者指出，有的地方由于农民对村干部的违法行为无动于衷，因而村级债务较多。而另外一些地方，农民对村干部的违法行为动辄上访，因而债务较少。是故，对村干部违法行为无动于衷地方的农民应对村级债务负有责任。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尽管我国进行村民自治多年，但村组织内部没有建立起或者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让农民自己充分表达对公*品需求的合理机制，农民投票选择权受到限制。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的监督权是虚置的。按照法理，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才会真正有效。更何况，即使农民对村干部的违法行为进行上访，但结果如何完全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关注程度。而在现实背景下，出于稳定的考虑，政府并不提倡农民动辄上访。在抗议成本较高，而效果很有可能不明显的情况下，农民是不会轻易动用上访或者起诉手段的。并且，具体对个体农民而言，监督是权利，可以行使，亦可以放弃。如果由于农民没有或者较好地实施监督而发生了债务，并硬性转嫁给农民的话，那么，监督实际上就变成了一项义务。显而易见，这是不符合法理精神的。当然，不能把村级债务转嫁给农民，并不是说农民在事实上没有间接地承担债务。在有的地方，农民虽然未直接承担债务，但农民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承担了村级债务所带来的不利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比承担帐面上有形的债务更可怕！有的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没有债务，农民应交的税费往往由村垫付，且村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建设，反过来又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在村级债务多的落后地区，村干部整天忙于还债，没有精力亦没有财力来进行水利兴修、公路修建等公益事业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农民收入的提高， “三农”问题在这里成为真正的难题。如果不能缘因监督不力而让农民承担债务，那么，可否依据农民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让其承担呢？有的地方提出，既然承包的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可以获得相应补偿，与之对应，当村里负债时，农民理所当然地就要承担责任。于是，出现了农民把户口迁往城镇时，村里进行掣肘，非要其分摊了一部分债务后才给办理手续。笔者对这种观点和做法同样不敢苟同。理由是：第一，集体资产盈余的分配与成员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能完全按照成员进行。在现实条件下，当集体资产盈余，农民迁往外地时，一般并不能分享盈利。如果负债时要农民承担的话，显然违背了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第二，不能以承包土地被征用后要予以农民补偿费作为抗辩理由。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权，是保护农民生存权的需要，而生存权又属于人权的范畴，人权是不可侵犯的，在任何社会均应得到保障。所以农民基于土地使用权而获得补偿费不是依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而是生存的需要。即使硬要适用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此处的义务也仅仅是指根据国家的规定缴纳相应税费的义务，而非偿债的义务。很显然，税费和村级债务不能等同；第三，从人口数看，随着生老病死、参军、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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